走近国际NGO：数千家机构正悄然进入中国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国际NGO是一个“经常打交道却视而不见”的存在。但是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他们正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门的打开而走近我们的生活。

　　- 本报记者 程芬

　　9月23日，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镇的村民一吃过午饭，就成群结队地来到村外，围在

一个还没有彻底竣工的大院落外看热闹——“牧羊地”儿童村开幕典礼。

　　村民们眼里的“热闹”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的落成仪式。两年前，他们就听说美国一个叫菲利浦海德基金会的组织要在这里建设一个儿童村，专门救助中国的残疾孤儿。

　　美国菲利浦海德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机构？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为什么要到偏远的中国农村来救助那些被遗弃的残疾孤儿？村民们似乎并不在乎。

　　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对国际NGO及其活动的反应，就像这些村民对“菲利浦海德基金会”的陌生和对“牧羊地”儿童村的熟悉一样——那些项目成果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对项目背后的支持者或操作者却知之甚少。

　　国际NGO怎样融入中国社会？他们已经或即将带来什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这是政府、研究机构和国内外NGO都在思索的问题。

　　在中国活动的国际NGO有6000家？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前，国际NGO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发挥作用。像我们广为熟知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

　　据学者资中筠介绍，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5年成立后就开始资助我国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周口店北京猿人头骨盖的挖掘和鉴定；支持了著名的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和美国的汉学研究。1949年以后，该基金会与新中国的合作被迫停止，但是它对中国项目的拨款保留到1952年才从预算中划掉。

　　改革开放以后，国际NGO又纷纷进入中国开展活动。但是，到底有多少国际NGO在中国活动？他们的资金规模有多大？

　　由于我国没有一个针对国际NGO的登记许可制度，所以政府部门也没有掌握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进入中国活动的国外NGO越来越多。根据我们的调研，仅云南一个省就有70多家。官方也没有确切的数据，有时找我们了解相关数据。”清华NGO研究所的邓国胜博士如是说。

　　长期关注NGO状况的《中国发展简报》在今年年初发布了《200国际NGO在中国》的研究报告，介绍了211家在中国大陆开展项目的国际NGO。其创刊编辑Nick Young称，目前在大陆设立办公室、开展活动的国际NGO有300家左右，另外还有几百家NGO通过各种途径在大陆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据粗略计算，国际NGO每年在大陆投入的经费接近2亿美元。

　　不过这是几个月前的数据。中国发展简报网站提供的更新资料显示，目前在大陆设立办公室、开展活动的国际NGO已经接近500家。 而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提供的数据，目前境外在华社团的数目大约在3000到6500家之间，其中资助机构2000家，项目机构1000家，商会行业协会2500家，宗教社团1000多家。“它们虽未经登记，但却都在默许下正常开展工作。”

　　另一种来自官方的说法是，活动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国际NGO大约有2000多个。

　　“模糊地带”的生存方式

　　曾经在新华社当过六年记者、在摩托罗拉和IBM等著名跨国公司做过几年政府公关的May女士现在是绿色和平的媒体主任。她说，她去年加盟这个国际环保组织的时候是与北京某人才中介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

　　绿色和平的项目总监卢思骋解释：“在北京和广州有30多个人为绿色和平工作，他们都是通过人才公司聘用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北京注册，所以在运作上有很多不方便。为了给员工提供更大的保障，我们在港注册的绿色和平机构又跟每一个员工签订了聘用合同。”

　　这种“不方便”几乎是所有未登记注册的国际NGO在中国遇到的一个共同难题。邓国胜告诉《公益时报》：“有的国际NGO想得到跨国公司的一些捐赠，但是由于没有专门账号，而且不能提供减免税的优惠，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国际NGO没有一个法律地位，不仅不能发展会员、接受社会捐赠，而且在招聘工作人员和办理出入境的时候都很麻烦。”

　　卢思骋透露，绿色和平在大陆的很多工作都是通过与一家环境咨询公司合作开展的。“比如我们在北京合租办公室。”

　　尽管身份“不明不白”，但是他们的活动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很多国际NGO甚至还与政府进行了合作。王名教授介绍：“今年5月底，我到广西做了短期考察，一个著名的国际NGO和当地各级政府开展了15年的合作，先后投入1.5亿元资金用于当地的扶贫开发，并在当地培育发展起数百家社区发展组织。但是这个NGO今年才开始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

　　在利用本土资源方面，美国菲利浦海德基金会的待遇可能令同行羡慕。这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专门救助中国残疾孤儿的民间公益组织。2004年，该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等20家国际NGO一起得到了北京国税局的免税待遇。也正因为享受了这一特殊待遇，它在天津建立“牧羊地”儿童村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拉法基集团公司等企业部门的数十万元物资赞助，还得到了天津市大王古庄镇政府捐赠的几十亩建筑用地。

　　该基金会的执行主任魏先生告诉记者：“我们的办事处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但是我们向北京国税局寄了免税申请。国家税务局审查后给予批准，这样才得到了免税待遇。”

　　国际NGO不只是拨款机构

　　今年6月，世界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合作，推出了“中国发展市场”项目，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创新项目提供小额赠款。到9月初，项目办公室收到了907份有效项目建议书。

　　一位参与了项目概念建议书评审工作的先生说：“真是很奇怪，几乎所有的项目预算都是25万元。难道只因为‘中国发展市场’说过最高可获25万人民币赠款？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项目创新竞赛！很多民间组织都把这个机会当作免费大餐，觉得不要白不要似的。”

　　天下当然没有免费的午餐。邓国胜说，有些国际NGO在资助中国草根组织的时候干预太多，影响了它们的独立性。“资助机构的干预很多，甚至开会邀请谁、安排谁来发言都有干涉。”

　　邓国胜认为，国际NGO分三种类型，“一种是项目资助型，通常自己不直接运作项目，而是为发展中国家本土的NGO提供资金。一种是项目执行型，通常直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项目。第三种类型即混合型。这类国际NGO不仅自己直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项目，而且也越来越重视通过资助本地NGO来实施项目，培养本地NGO的能力。”

　　很明显，项目执行型的国际NGO都不是拨款机构。《200国际NGO在中国》报告里介绍的绝大多数NGO就属于项目执行型。编者特别强调：“它们自己也要为与中国政府、当地社区机构合作的项目到海外筹款——‘合作’在这个意义上很少会简单到外国人给中国人一张支票的程度。”

　　报告还称，即便是拨款机构，也“不愿意只是消极地守候好的建议书落到它们的信箱中，然后被动地把资金分配出去……”

　　据了解，一些大的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和李嘉诚基金会的每一笔资助金额通常很大，但是，有能力吸收和可建设性使用如此大额资金的机构并不多，这使接受资助的合作伙伴常常局限为政府机构、大学和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多边机构。

　　作为第一个被特许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国际NGO，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年均预算为1200万美元。但是，其驻华代表华安德说，“NGO不能仅仅是个钱袋，换句中国的古语，福特基金会更愿意‘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在多数情况下，国际NGO普遍重视中国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从本质而言，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方式。”这是Nick的在《国际NGO：不同的起源、变化着的性质和全球化趋势》一文中表明的观点。

　　国际NGO的本土化战略

　　9月13日，绿色和平成员在墨西哥财政部大楼前蹲马桶示威抗议，表示对政府的环保政策和环保预算的不满。

　　对于这种行动方式，卢思骋并不以为然：“这不算什么。绿色和平在西方的活动还有比这更富有争议性的。不过，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这种方式在中国不能解决问题。”

　　与来自欧美国家的国际NGO代表相比，香港出生的卢思骋显然最了解中国国情。早在2002年，他就是凭借自己的“人类学”专业背景和中山大学合作开拓了绿色和平在大陆的活动空间。

　　跟绿色和平一样，大多数国际NGO都通过与政府和本土草根组织合作、招揽和培养本土人才来实现本土化策略。像世界宣明会，2004年才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但是在华员工已经达到440多人，其中中国员工有390名。菲利浦海德基金会在华员工近100人，其中中国员工有80人以上。

　　在追求身份的本土化方面，国际狮子会登陆中国的思路更具策略性。2005年6月14日，当中国狮子联会在北京注册成立的时候，很多人都把这一事件当作国际NGO敲开中国门的“界碑”。

　　“所谓‘狮子会登陆中国’，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中国狮子联会的一位负责人反复强调，“千万不要以为是国际狮子会在中国成立中国分会，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审批而注册成功。而是反过来，中国狮子联会注册成立，加入了国际狮子会。”

　　当然，不管这位负责人怎么表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这个国际狮子会成员可以在中国发展会员，也可以募集资金。

　　“取得一个中国国内的身份是未来继续在中国工作的最佳途径。”Nick的这个观点，相信很多国际NGO都认同。

　　“这些国际NGO以各种形式存在。有些是与政府或其他机构合作成立项目办公室，有些成立办事处，有些在工商部门注册，有些什么身份也没有，那些小的机构如果筹资渠道不在国内，就在一些不敏感领域做一些社会服务，不希望引人注意。有些不愿意凸现自己的宗教背景，有些有自己的理念，以论坛、研讨会等各种形式在各自的领域做一些倡导，以影响政府决策。但是，政府其实是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你做社会服务他还是比较欢迎，但是不喜欢NGO批评，不喜欢其倡导一些理念。其独立性理念是政府比较不能接受的。”《发展简报》编辑付涛这样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