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新闻中国”九月论坛实录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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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左上）、崔卫平（右上）、陶东风（左下）、周濂（右下）

嘉宾与主办方合影，从左至右为：李中强、彭伟祥、李泽厚、崔卫平、王铭铭、陶东风、周濂。

　　主题：大众流行文化与价值重构

　　时间：2005年9月24日

　　主持：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嘉宾：李泽厚 著名哲学家

　　     王铭铭 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  濂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

　　彭伟祥(《中国新闻周刊》副社长兼总编辑)：

　　欢迎各位学者来到“新闻中国月度论坛”。“新闻中国月度论坛”从今年三月份创立，到现在已经是第七期了，过去我们讨论的主题基本上是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今天是第一次就文化类的话题展开讨论。

　　这是因为今年发生了一连串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例如网络上的“芙蓉姐姐”群体、电视上的“超级女声”、收视热点《大长今》等现象，都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的民众强烈地关注某种流行文化的现象，并投入巨大的热情，乃至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流，这在近十年来都是少有的。所以，虽然这些事件本身已经过去，但由其引发的在各个领域的讨论却远未结束。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各位学者，正是想对这种文化现象所引发的社会趋势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做一个梳理与探讨。下面就请崔卫平教授开始主持。

　　主持人：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大众流行文化与价值重构”。说到大众文化，我们印象中总觉得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对立的，觉得大众文化的受众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人。其实不然，任何一个精英往电视机前一坐也就成了大众中的一分子。因此，今天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可能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也正因为大众文化的受众如此广泛，所以它对社会的影响才更加的引人注目。

　　在中国商业文化的自由刚刚起步的现实语境下，谈大众文化对艺术的消解和对社会的控制未必合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理解在中国现实下出现的这一系列流行文化现象。比如较早的木子美现象，不久前的“芙蓉姐姐”，刚刚结束的“超级女声”和正在热播中的《大长今》，这些流行文化符号在某一个时期就会形成一个热点，引起一股热流，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它与过去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过去的热点是在单一的意识形态下统一提供的，而今天吸引大家眼球的，也许是任何人从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始的。我们看到“芙蓉姐姐”和“超级女声”，这些原来毫不知名的普通人可以在全国引领一股热流，受到各界关注，或许这只是一个不经意的起点。今后也许任何人从任何地方都可以制造关注的热点了，这种社会影响不可低估。

　　那么超女究竟代表了什么呢？也许她们是我们新的社会环境中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生活中新工具所传导出的热流，正在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些具自发自主形成的热点，在某种意义上正凸现出我们社会的这种流变，社会文化结构的微妙改变，开始通过浮出水面的热闹现象把深层的精神信息给透露出来了，或许这就是现在各方都关注“超女现象”的真实意义。

　　所有文化现象都会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我们今天需要明晰未来我们重构价值的主体是谁，今后谁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或者社会当中充当主角，或者在前台发生某种前沿的声音。这些新文化的特质也许和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有比较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共生还是替代，他们之间又怎样实现对话。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在座的朋友们可能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非常感谢安排这样一场活动，下面请李泽厚先生先给我们做一个阐释。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

　　我是被《中国新闻周刊》的几位“超女”绑来的。我说我不能来，她们说一定要来，最后我没办法，投降了。说她们是“超女”，不是因为她们的歌唱得多好、声音有多大，而是因为她们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声音，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值得努力的事业，所以我来参加今天的论坛，表达对她们这种“超女”精神的支持。

　　我是从机场到家的路上听说“超女”的。我的朋友和学生都在谈“超女”，而且都给了肯定的评价，所以我看了最后一场。“超女”的现象很复杂，我是搞美学出身的，所以从感受的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

　　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看“超女”，有人说很痛快，有人说很开心，有人说很舒畅，总的来说就是很快活。快活有多种多样，这种快活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是无拘无束。那些女孩子来自下层，没有拘束，想怎么表现怎么表现，而观众是想投票谁就投票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愿望。这种没有拘束的、并且形成群体气势的快乐，好像是平常比较少有的。

　　所以倒推来看，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快活。中国的特点是前现代也好，现代也好，后现代也好，同时并存。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以理性控制一切，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了，黑格尔所说的感官世界来临了。所有人都是急急忙忙地干工作，平平淡淡地过日子，生活非常喧嚣，但又特别单调。即使是生活好一些的人，也并不能完全放开地、无拘无束地享受自由；而下层的打工仔、建筑民工等等，为了生存，也很不快活。某种意义上，前现代的不快活和现代生活的不快活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有一种无意识的压抑。这种压抑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所以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发生的时候，就能造成群体性的释放。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遭造成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假设人们长期处在一个无意识的压抑状态下，怎样能够得到宣泄？对此，我们的文化又应当怎样面对，怎样解决，这是应当思考的。

　　但是看看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什么

　　为此，我鼓励一种新的文化态度，我称之为“转换性的创造”(相对于学者林毓生提出的“创造性的转换”)。这种创造不是把原来的东西都打掉，不是革命性地创造，而是就在现有的社会政治基础上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模仿，不是克隆港台、西方的文化，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其实有很丰富的创造力量。

　　崔卫平：谢谢李先生，李先生不远万里回到国内还赶上最后一场超女。我想李先生核心词是有关自由的。超女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青春快乐的形象，在这样一个青春靓丽的形象背后，可能是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李先生希望除了“超女”，还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去除这些不快乐的东西。并且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转换”这样一种态度。下面我们请陶东风先生。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现在关于“超级女声“的一些讨论，让我看到和以前相比现代流行文化的整体形态，包括流行文化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外部的理解关注两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是就流行文化本身的运作特征来看，大众流行文化的存在方式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出现的大规模大众参与，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这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现在的流行文化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崇拜偶像，引进和模仿外来文化产品那样简单的形式和层次了，已经发展到自己主动参与创造，崇尚自我表达，容纳多元的个性的模式。那么大规模的公众参与，而且他们都拥有一种自由表现的心态，这很值得我们去分析。很多参加超女的选手，特别是在海选的期间，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有些唱歌根本是唱得乱七八糟的，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一个赛区有一个参选的人唱歌总是跑调，于是评委说你跑调了，她反问说唱歌跑调和参加超女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说明她的心态根本就不是为了在比赛中去拿第几名的，就是为了要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有这样一种参与的欲望。现在大众文化的受众们已经希望并开始使自己成为这种文化的参与者甚至是主体，这样的心态，这种意识的觉醒，无疑是我们整体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结果。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是，现在知识分子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关注点也和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在95年的时候有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时知识分子在讨论大众文化，讨论痞子文学，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莫过于这些作品的艺术趣味高低和审美层次，以此判断这种文化产品到底是否可以算作艺术，忧虑会不会导致道德滑坡，造成道德沦丧。我觉得关注这样一些问题的背后是参与这些讨论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启蒙者的位置上面，产生的心理上的焦虑与失落。一方面那时的知识分子感到很焦虑，认为大众文化是洪水猛兽，很可怕，会冲击严肃艺术，另一方面觉得作为言论领袖和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没有人听他的意见了，于是感到很失落。

　　十年以后，现在关于超女的讨论中很多比较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但是不是在讨论审美趣味问题，不是讨论这是不是艺术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道德沦丧的问题，他是在谈到底怎么理解它里面的社会涵义，比如这些现象对于我们建设民主社会和公民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谈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些虚幻的东西，而是比较实际的。也可以看出现在的知识界对于新生的社会现象已经有了一个承认和接受的宽容心态，不再以裁判的心态去质疑存在的合理性，而以一个社会公众的身份去阐释这种存在的意义，表达他自己的理解和期待。

　　超女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跟以前一样，到底怎么认识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好象都有道理。刚才李先生提到了一个，是不是有一种无意识的压抑的释放，我觉得也很有启发。文化消费和参与的狂热也许和这一代人的历史知识的贫乏以及他对于一些政治问题的冷漠有关，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现在好象是同时存在。因为卷入超女这样一个现象的大众，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大学生这个阶层，在我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用现有的术语去概括他们得心理和行为，一方面他们非常崇尚自我表现，积极参与娱乐活动，同时又对很多政治问题有一种什么也不信的心理状态，社会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说矿难或风灾问题，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所以对于这个群体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去认识，我比较关心。

　　崔卫平：我先补充一个信息，那个跑调的问题，是成都赛区的一个17岁的姑娘，评委黑楠问她你知道不知道已经跑调了，她说我知道，那你周围的人知道不知道，她说也知道，黑楠说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参加超女，她说跑调和参加超女有关系吗？最后黑楠和夏青讨论了一个下午，最终觉得跑调和超女没有关系。

　　陶先生的观点认为，外部的评论家们已经从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的启蒙者心态上有了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很多知识分子是肯定超女的。陶先生同时又表达他的忧虑，他觉得这些一些娱乐公众，他们对这些一些事情的狂热和对另外一些事情的冷漠是在一起的。对于参与这个概念，参与超女的人愿不愿以后参与其他同样重要或者更需要参与的公共事件？对于我们社会的未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有分量的问题。

　　相关专题：新闻中国九月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