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新闻中国”九月论坛实录(2)

　　下面请王铭铭先生做您的主题阐述。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我觉得如果要谈超女的公共意义，他首先是一个生活政治的现象，而不牵涉网络上说的民主的问题。刚才李先生提到一个观点是现代性的无意识压抑，在一种比较发达的社会结构正在出现的情况下，社会很容易出现一些板块式的结构，于是需要一种理由，需要一些事件来打破日常生活所形成的板块结构。我看那些超女的表演时候，感到现场的气氛很像我们在少数民族研究中的遇见的那些仪式。因为他和仪式一样都是跨越日常生活的，都是一种超常现象，这种超常现象就是比较奔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被暂时打破，而且大家感情上很激动，于是我们最近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郁闷的地方就被忘却或克服了。我们社会越来越发展了，但并不代表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快活了，所以社会才欢迎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形式让我们在集体参与中找回快活，制造快活。

　　我是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时看到过一次超女的表演，和很多学生一起看的，他们都来自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穿着古老传统的民族服饰在一个很偏远的山村里看着非常现代的超女的表演，我觉得很有意思。据他们说其他的的山寨里也都在看，这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以前我们做少数民族研究的时候一般会重视两种现象对于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一种是国家出台的发展规划，第二种是最近的旅游业的发展，大多是关心经济对于生活的影响，而对精神文化层面的关注不多。现在我们少数民族的少男少女都在看“超级女声”，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超女为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以前我们在谈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在谈西部和东部的差异怎么跨越，想到了有很多政策，采取了有很多措施，而这个超女好象一下子也不需要提倡，就直接进入藏族羌族的村寨，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把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这个机制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以前采用的都是一些经济上的机制，行政上的机制，现在也可能从一些文化的角度来考察。随着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些变化，文化也在逐步的融合，文化对于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它可以起到一个社会的粘合剂的作用，经济、行政手段都达不到的目标，也许文化的力量却可以做到。这样一些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也许在社会中正起到了这样一种粘合剂的作用，在不同的地域、年龄、职业和阶层的人群中制造了一种沟通的平台，甚至不同民族的人也因此聚到了一起，这种文化手段形成的融合是有机的而不是结构僵化的。

　　第二个感想，超女这场游戏同时也可能是一种幻梦的经济。根据我们以前对现代经济的理解，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都是依据唯物主义的原理来理解的，由物质财富的生产来决定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和发达程度。但是过去几十年科学研究的调查证明，真正的现代文明并不就是那么一个决定论的关系，

　　我感到“超级女声”中有这两个东西出现了，一是一种跨越日常生活结构的精神粘合剂，二是实现快乐的交换价值的幻梦经济。作为一种生活的政治，“超级女声”是以反结构和反向经济的形式出现的，这里头可能有一种相对而言比较自由的东西贯穿始终，他必然是以这个为特征，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周边的很多东西，都强调很严谨的固化的形式，无论是严格的结构，还是硬邦邦的物质，他都给了我们约束而不是快乐。

　　崔卫平：王先生从他深厚的文化学术背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野，我们今天听到王先生说的这些非常非常新鲜，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也在看超女，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一直以为看超女都是城市。在那些偏远的地方，超女和他们的生活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呢？王先生说得非常重要，超女非常像一种仪式，超出日常生活的部分，一个激情的，打消了日常生活界限的那么一种状态，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人类过去存在于宗教仪式，王先生同时也从未来看过去，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标志就是产生的东西甚至以梦幻作为一个特色，他生产梦幻。电影界有一句话叫做好莱坞是生产梦幻的，梦幻在这里成了一个实体，成为了对严谨的工作制度，对铁板钉钉的物质的一个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女现象出现，真可能是和我们这个社会不知不觉走到某一个阶段有关系，很可能是这样的。

　　周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

　　在来参加这个论坛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相关的评论，结果搜出的仅仅关于“超女”的评论就有十几万字，而且都是我们的文化评论家、学者们写的。这十几万字告诉我们什么？用崔卫平教授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舆论与公众对这些流行文化的一种“过度阐释”与“过度消费”，所谓“芙蓉姐姐”、“超女”，都是这种“过度阐释”与“过度消费”的对象。

　　首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过度阐释”？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原因。

　　第一，创造力贫乏，社会提供的可阐述和消费的话题太少。

　　第二，参与阐述和消费的人太多了。技术的进步给公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话题的制造者，都可以成为新闻的主要来源和次要来源，网络提供给我们一种表达的自由。

　　这种表达的自由从好的方面说，就是人们不再害怕展示自己的个性了，鼓吹者经常赋予一些非常美妙的名词，比如“个性化”、“去中心化”等等。超女的口号是“

　　但是从不乐观的角度看，这种纯粹的自我表达究竟有多少审美含量却是大可质疑的。我认为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大家都不把说话当回事，不把写作视为神圣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总有一些人想要赢得别人的眼球，其最终结果就是，谁说的

　　那么具体到超级女声、芙蓉姐姐这些大众文化现象，我们对它们的“过度”阐释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以超级女声为例，我们看到很多人迫不及待地宣称这是一次公民意识的唤醒或者预示了民主时代的来临，这些言论都是过度阐释。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实情就会发现，超级女声与民主八杆子也打不着。第一，这是纯商业的行为，整个活动是被一个独立于或者说超越于参赛者和评选者之上的商业机构所操纵的，他们可以任意修改规则，而任何参与者都不能参与制定与修改游戏规则。第二，不是一人一票。第三，它是金钱政治，你有钱可以投一万票都行，买票是被允许的。第四，这是一个以投票为中心，不是以对话为中心，是以参与者的倾向、爱好、兴趣、意志为中心，而不是以理性和对话为依据的活动。所以，即使我们退一万步说超级女声代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那它也一定是最坏的民主模型，肯定不是我们理想的民主的状态，因为政治民主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除了投票以外，还包括自由、平等、理性以及权力制衡等等复杂的观念和制度。

　　所以我对超级女声的定位，首先是商业行为，其次是娱乐行为。它绝对不会唤醒什么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充其量就是某种参与感，这种参与感是无方向的，它可以投向任何领域与事业。我们可以稍微过度阐释一下，这就是人们参与历史的感觉，一个游戏你是可以参与其间的，而且似乎还可以建构一些东西，摧毁一些东西，这种融入历史的感觉在文革时有过，后来没有了，而在超级女声这里重新又出现了，虽然此时的“历史感”与30年前的“历史感”是这样的天上人间。顺便说一句，前段时间央视名嘴们对超级女声进行围剿，在我看来根本就与雅俗之争无关，纯粹是一种利益之争与话语之争。说到底，究竟是谁有资格来塑造和定位大众文化，是《梦想中国》还是《超级女声》，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只有自下而上的才是真正的有生命的活泼的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

　　最后我想谈谈价值重构的问题。所谓价值重构的主体是谁？显然是大众。当然还应该包括精英，包括坐在电视机前的精英和坐在书斋里的精英，以及永远坐在电视机前的大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众文化与价值重构没有冲突，大众文化是价值重构中的一部分。我们分析一下今天探讨的这些流行文化案例就会发现，其实它们对于今天的价值建构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大长今》，弘扬了儒家传统文化中勇敢、勤劳、忍耐、忠诚这些传统的美德，它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有很积极的作用；“超级女声”也是一样，它传递了友谊、进取、追求个性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价值，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重构没有任何消极的意义；只有木子美和“芙蓉姐姐”是个案，木子美是一个人在调戏全社会，而“芙蓉姐姐”则是全社会在集体戏弄一个人。前者是在考量社会的宽容度、心理极限和道德底线，而后者在我看来却是非常的不厚道。

　　崔卫平：有一位学者叫徐贲，他看了超女，称超女事件为“事件公众”，所谓“事件公众”，是说来了事件大家一窝蜂而上，就跟看热闹似的，事件过了以后马上销声匿迹了。这样的公众是不够坚持的，但是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对事件能做出更深入的梳理。所以尽管超女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我们今天谈它，是希望我们在座的媒体都不要成为“事件公众”，我们要做一个深度的有脉络的梳理，这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中国新闻周刊》也是有这样一种定位，始终要做这样一个有深度的报道。

　　刚才李先生和王先生都引用了很多现代性的概念，李先生和王先生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既是现代性的一个特色，也是对它的一个反映；陶先生和青年学者周濂先生都谈到了有关“超女”中人们过度阐释中提到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他们将二者做了一个严肃的区分，这是一个理性的学者应该长期坚持的工作。

　　下面就进入自由讨论部分。

　　崔卫平：关于对木子美、“芙蓉姐姐”等人，我比较同意周濂对“芙蓉姐姐”的看法。在我看来，“芙蓉姐姐”有点像一个隐喻，这就像有一个你明明知道的东西放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就是不能说，因为如果你说“芙蓉姐姐”长得不漂亮，你说她动作不优美，你说她没有艺术性等等，你要这么说了，就说明你也傻了，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大家光看不说，结果就成了所有的人很恶毒地看一个人在那儿出洋相，大家也不说，心里很矛盾，隐喻了什么我们不能说，谁说谁就是大傻瓜，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周濂：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里举过一个例子，大意是，当我们走在街上看到一棵树，如果一个人指着树说：“这是一棵树”，一定会让对话者摸不着头脑，因为这样的大白话是构成对话情景的一个基础，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同样的道理，“芙蓉姐姐”跳舞跳得不好看，长相也不是那么俊，这些事实是如此的一目了然，以致于大家都不好意思去点明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结果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有趣但稍显诡异的场景：所有人都知道真相，但都绷着脸、心照不宣地在耍弄一个严肃认真、稍稍少根筋的姑娘。芙蓉姐姐的不漂亮与不自知，构成了整个事件的语境，如果有人跳出来戳穿了这些一目了然的背景性基础，整个事件或者说对话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么多明白人抱着恶毒的快感在围观，却什么都不说，这是相当不厚道的行为。

　　刘彦(《中国新闻周刊》战略发展部主任)：但确实有人是很支持“芙蓉姐姐”的啊，记得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说过，你们那些对“芙蓉姐姐”有意见的人，应该到陕西去看一看，我们那儿的每一个姑娘都是这样的，在那里“芙蓉姐姐”是有很多“粉丝”的。

　　周濂：当我说全社会在戏弄一个人的时候，这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全称命题”，它当然会有例外。我觉得支持一个人有时候是有不同原因的。

　　秋风(《中国新闻周刊》评论员)：我觉得最近好多流行文化现象，包括李敖在内，都是要寻求一个站出来表达的欲望，被人窥视的欲望。

　　刘彦：所以我觉得对于“芙蓉姐姐”来讲，不见得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隐喻。

　　崔卫平：如果你是她家乡人，那偏袒她是正常的。

　　刘彦：可顶她的人和骂她的人是差不多的呀。

　　崔卫平：这也许是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周围的朋友更多的还是会顶超女的。

　　刘彦：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是精英价值观，而那些非精英呢，她们没准就在顶“芙蓉姐姐”。

　　北望(资深媒体人)：我想替“芙蓉姐姐”说几句话，首先我也是陕西人。汪丁丁最近有一篇文章叫《中国正在野蛮化》，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文章中提到，我们讲真善美。善，刚才讲就是《大长今》中有这个东西。我们还缺乏什么？我们缺乏真，“芙蓉姐姐”她再怎么样不好看，再怎么样不雅观，但她是真的。像秋风所说，现在的社会要是精英的社会，我们这些没有身份的人就没有话语权吗，就不能说话吗？“芙蓉姐姐”没有说别的，她说她美，我说我自己美，怎么了？哪怕我自己五官不全，我说自己美，怎么了？美这个东西不是社会把持的，如果美都要由社会把持的话，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了。

　　联系到“芙蓉姐姐”也好，“超级女声”也好，他们是普通人的代言人或者普通人有了话语表达权利。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他们，没有任何限制，也参加他们的海选。人和人都可以像“芙蓉姐姐”一样，可以展示自己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