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有共同合作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把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亚太安全方面，中国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本国的稳定与繁荣；第二，长期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第三，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合作。”作为太平洋国家，美国则把在亚太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增长以及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联系在一起；强调日美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关键和为亚太地区保持一个稳定而繁荣的环境的基石；强调中国在地区
事务中既是一个积极因素，同时，“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潜力和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使中国不要成为对该地区安全的一个威胁，也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中美在维持并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因此美国智库一直建议美国行政当局在南亚核试验、朝鲜半岛六方会谈等问题上与中国开展积极的合作。不过，双方在对安全威胁的判定、致力于地区安全的目的、保障安全的手段上也都存有严重的分歧。一些美国思想库认为，中国在国防白皮书中反复强调说，地区军事联盟的加强给国际安全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对美国东亚地区战略方针核心的挑战。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利益同美国的经济利益具有一致性。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奉行经济优先的政策已成为世界潮流，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越来越密切，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也越来越大，其中，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最主要的对华投资国和最主要的技术进口国的地位将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虽然中国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不时地与美国的看法相左，有时甚至相互冲突，但中国已认识到并着手致力于通过加入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其改革和在机构内进行谈判，从而寻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相比之下，冷战后俄罗斯“放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地位的急遽衰落，使美国思想库认识到大国的衰落对美国的挑战可能同它们强大时的挑战一样大。因此，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评估上，美国智库一致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以及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就予以高度赞赏，认为开放和繁荣的中国不仅会最好地促进美国的商业利益，而且还会更好地促进美国的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美中贸易关系的最好框架即是世界贸易组织下的面向市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
第四，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的共识不足以消弭彼此的分歧。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都不希望在台海地区发生战争；都主张海峡两岸进行交流与对话；都希望台湾经济保持持续发展；都不希望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出现大的倒退。但美国智库也认识到，随着中国统一大业的日渐推进，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增加，因此，美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打“台湾牌”，从而在实质上推行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继续分离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挑战的不仅是中国的历史，亦是挑战中国的未来。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将导致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爆炸性问题。人权问题是美国智库在对华政策上除了经济之外另一个普遍具有一致性的观点，美国智库都认为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国将坚持把这个问题谈下去，直至有一天，辩论、持异议和宗教自由的充分空间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但战略家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还不至于发展成为造成危机的一大诱因。而且，两国政府现在都在这方面作了表态，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它国际人权文书在促进人权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重申双方将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指出，美国在中国有多方面的利益，它们中哪一方面的利益也不能压倒其他所有方面的利益。冷战后美国各个时期对外政策目标轻重缓急的重新排序，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及其对中美利益的冲突与重合所取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并不仅仅是消极的，在经过适应和调整后，虽然双方都坦承彼此有分歧，但同样两国也都承认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说，这是美国思想库对中美关系的最好谏言。 宋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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