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友之辨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这种在世界政治中超大性的国家地位和超重型的国家关系，决定了这两个社会制度迥异而又不接壤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互视对方为重要的评估对象。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对外政策目标轻重缓急新的排序，特别是基于美国自信“有能力影响那些能影响我国安康的国家的政策和行
为”，一场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在美国国内全面展开，并导致随之而来的对中美双边关系的重新定位。在这场大辩论中，美国著名思想库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视。可以说，正是由于美国智库在冷战结束之初掀起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才使得“中国问题”成为美国思想界今天最为热门的话题，几乎每一个有影响的美国思想库都有自己的中国研究计划和项目，成百上千的美国学者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工作。
美国的中国观并非一成不变，更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在同一个政党或同一届美国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例如，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内部，在基本的对华政策理念上就分成两派，一是以国防部和副总统切尼为代表的鹰派，视中国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另一派则是国务院以及经济部门，主张积极的对华接触政策。而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思想库毫无例外首先需要辨明的就是中国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其主要观点也有两种：一种是把中国看成是亚洲安全的威胁或者或明或暗地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潜在敌人，“中国威胁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观点。另一种视中国为“非敌非友”或“既敌既友”，约瑟夫奈的著名警告——“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
关于中国的敌友问题，美国思想界主流的倾向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中美1970年代结成反苏的战略同盟后，美国智库和主要媒体都开始有意识地对共产党中国和前苏联加以区分，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美国民意对中国的普遍认识是一个“善意的合作伙伴”。冷战结束后，美国智库认为中国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为重新获得合法性，中国政府必须诉诸中国人民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把民族主义作为官方新的意识形态，因而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采取一种更加进取的姿态。同时，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高经济增长，也使得美国人担心中国这个在政治制度、文化和种族上都与美国有很大差异的国家，将获得美国今后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也使得原来一部分主张扩大中美经济往来的学者们改变了立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基础。尽管在中美实现高层互访之后中美关系开始稳定下来，冷战初期形成的“中国威胁论”一度失去了说服力和影响力，但随着中美关系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反复出现重大挫折，美国国内对美中关系的认识也出现大幅摇摆，认为中美互不信任加剧，中美之间呈现“战略竞争关系”的新“中国威胁论”也再次成为智库的主流观念。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呼吁以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地缘战略角度处理中美关系，避免两国关系走向对抗，但相比之下，这一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利益的冲突与重合
911事件后，美国思想库再次从全球、亚太和双边关系三个层面对中美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尽管这次定位不像冷战结束之初“中美关系大辩论”那样热烈和引人注目，但它也确实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厘清了轮廓：
第一，战略上的竞争与合作。美国思想库普遍认为，中美双方在战略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但尽管如此，中美双方都还不至于在战略问题上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限，而且现实的可追求的共同利益将使中美两国尽可能搁置或淡化战略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美国的一些思想库也同意下述政策主张：“中国显然准备成为一个潜在的战略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成为对手，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至少，适当的接触可以减少可能导致冲突的相互误解，从最乐观的方面看，它能够影响中国将来对地区安全、美国利益和为了维护这种安全而采取行动的态度，这样对我们有利。”他们还反复强调，将中国融入美国积极倡导的关于防止武器扩散、贸易、环境和人权准则的全球机制之中，是美国的长期战略，但该战略不应也不会给美国追求在华现实利益设置障碍，特别是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可能性存在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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