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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巧匠走进故宫 师徒见证修复《清明上河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09日09:55 新京报
能工巧匠走进故宫师徒见证修复《清明上河图》
古画修复流程图
能工巧匠走进故宫师徒见证修复《清明上河图》
9月29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金英在修复古代书画。他曾参与《清明上河图》、《步辇图》修复的基础工作。
能工巧匠走进故宫师徒见证修复《清明上河图》
>张金英

  裱画师张金英讲述文物修复故事,担心传统工艺后继无人

  文物修复工作,让许多珍贵文物经尘垢洗尽,重新焕发出昔日神韵风采。

  为了进行有效的文物保护,故宫博物院自1950年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1980年扩建为文物保护科技部。如今,累计修复的院藏文物及其他博物馆所藏有关文物十一万余件。其中包括战国帛画龙凤人物图,西汉帛画马王堆升天图,唐代绢画、经咒以及新疆、山西、湖北等地区的出土文物。

  目前,故宫文保科技部共有80余名工作人员,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一段段历史还原再现。

  男,70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他1958年进入故宫裱画室,参与了修复《清明上河图》的一些基础工作。目前,他被长期聘用在裱画室做一些指导工作。

  1973年的一天,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被送到了位于故宫西北角的裱画室,一位年近六十岁的裱画师坐在案台前,仔细地审视着这幅常人不可一见的名画。

  这位老裱画师名叫杨文彬,他没上过学,也不识字,但却被“钦定”为《清明上河图》做修复。

  清洗画面、去污、揭芯、补洞……杨文彬谨慎地一步一步修复、装裱着《清明上河图》。一年多以后,《清明上河图》修复完毕。“这次修复之后,至少二百年不用再修复。”曾亲眼目睹师傅修复《清明上河图》的张金英,如是说。

  杨文彬、张金英他们都是故宫科技部(原修复厂)的裱画手艺人。除了裱画室,科技部还有负责临摹古画的临摹室、负责修复铜器、钟表的金石科以及负责木器、琉璃修复的综合科和研究现代化文物保护技术的实验室。

  就是这些手艺人和科研者,每天在修复和保护着故宫里的一砖一瓦,一书一画,从1958年修复厂建立开始,一直到现在。杨文彬等第一代手艺人,几乎都已离世,而张金英他们现在仍然还在修补着属于故宫里的一切。

  解放后

  能工巧匠走进故宫

  1956年,张金英高中毕业,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为了生计,他开始拿着学校里的介绍信到处找工作。

  “故宫当时也挺吸引人的,我觉得那里还不错,就拿着介绍信到了人事处。跟现在的面试一样,人事处的人跟你谈谈,觉得你还可以就把你留下来。”就这样,张金英成为了故宫的一员。

  在故宫的头两年,张金英被分配到了故宫陈列部工作。1958年,国家开始重视抢修故宫里的各种文物,张金英也便在这个时候被分配到了文物修复厂。

  “原来这故宫里头就有修复文物的,但解放之前不太受重视。解放以后,国家特别重视这些文物,就从全国范围内找手艺人,不光是裱画的,木工木器,修钟表的,修铜器的……最后就组织了这么一个文物修复厂。”张金英回忆说,因为那个时候刚解放,百废待兴,故宫里有很多东西要修复,因此从社会上招来的这些老手艺人,基本上都是该领域技术最好的。“没名气的不要,技术不高的也不要。”

  如今已经70岁的张金英还记得,1958年之后的一两年里,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方言的师傅们走进了故宫。一个来自上海的裱画铺,也就在这个时候从上海“搬”进了故宫。这个裱画铺在当时的全国是最有名的,铺子里有七个手艺精湛的裱画师,而后来《清明上河图》的裱画师杨文彬,就在其中。

  杨文彬和其他几位裱画师,一起成为故宫裱画室里的第一代裱画师,他们开始承担起修复故宫那些年代久远、现状不佳的古书画的重任。

  而张金英也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徒弟。“手艺好的老师傅们,进故宫的时候也已经四五十岁了。院里怕以后手艺接不上茬,就派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到修复厂这里来当学徒。我是学裱画的,还有学漆器的,学雕刻的。”

  “文革”中

  古画修复工作被搁置

  在十几年的战乱期间,故宫的文物经历了从北京南迁,再从南边回到北京的坎坷命运。而诸如《清明上河图》这样的文物,从故宫流失,又辗转回到故宫。战乱、转移等诸多外在原因,都使得这些文物的保存状况欠佳,于是解放后的故宫博物院开始抢修一批最珍贵的文物。

  “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送到我们修复厂的东西,全都是故宫里头最好的宝贝。不管是裱画室,还是别的钟表室、木器室,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张金英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就能够在那样一个不寻常的时期里,看到如此珍贵的文物。

  在张金英的回忆中,修复厂刚刚建立的前几年,不管是裱画室,还是钟表室等其他修复室,都放着不少珍贵的文物,而且这些文物亟待修补。“有的画裂了很大的裂缝,或者脆了,都不敢碰,担心一碰就碎了。你别说,那时要是想修补一些一般的东西还不行,要修就修那些需要抢救的,最好的东西。”

  本来《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应该更早一步进行,但是在修复厂的工作进行了还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故宫里的各项工作也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暂停了,修复厂也不例外。而《清明上河图》的修复,也只能往后延期。

  开会、写大字报、批斗照样发生在这个本该清静的地方。老师傅们都是些老实巴交、大字不认识几个的手艺人,他们只能呆在裱画室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眼睁睁地看着被修复的文物,再次被搁置起来,无人问津。

  1968年,整个修复厂里的大部分人,都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裱画室的老师傅和张金英也到了那里,并且在那里一呆就将近四年。直到1972年,所有的人才开始从湖北咸宁陆续回到故宫。

  这一次回来,新一轮的抢修,又开始在故宫这个修复厂开始了。耽误了几年,可以开始工作后,院里又加强了对文物的修复。同时,为了弥补人手不够的状况,院里又给修复厂分来了新的学徒,徐建华就是在此时进入裱画室的。

  《清明上河图》

  一幅画修复一年多

  从咸宁干校回来以后没多久,裱画室的师傅们就迎来了一件不一般的文物———《清明上河图》。1973年,《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工作正式开始,而院里则首先定下了修复这幅名画的裱画师———杨文彬。

  杨文彬进故宫那年已经四十多岁,被选定为《清明上河图》做修复时,他已是古稀之年。“60岁正好啊!那正是他最有经验,技术最成熟的时候。”张金英认为,杨文彬熟练而精湛的裱画技术,让他成为修复《清明上河图》的不二人眩

  这不是一般的画作,它也曾在明代经历过一次修补,而这一次的修复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杨文彬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当他知道自己被委任修复《清明上河图》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计划着该如何修复这幅被许多人注视着的名画。

  每一次负责文物保护的单位送来需要修复的画时,画上都会带有一张修复单,在修复单上,文物专家会标明画的现状,并提出对画的修复要求。张金英还记得,《清明上河图》送来的时候,也一样有一张修复单,在修复单上特别强调了《清明上河图》很珍贵,因此在修复它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画的原貌。

  “画送来后,杨文彬便仔细审视这幅画,看专家们所写的现状是否和画本身符合,然后再看他们提出的修复要求能不能达到。如果没有问题了,再接收画,开始修复。无论是修复《清明上河图》、《步辇图》这些一级品,还是修复其他二级品、三级品,大体的修复过程都是一样的,只要按照规则去修,保证画的原貌、原状就可以了。”

  徐建华是1972年进入裱画室的,他一入行便和张金英一起,看到了技艺高超的杨师傅如何修补《清明上河图》:

  在裱画室那间最大的工作房里,《清明上河图》平放在案台上,个子瘦高的杨师傅弓着背,戴着眼镜,谨慎地开始清洗《清明上河图》的灰尘和脏物。工作台的一旁放着一盆六七成热的温水,杨师傅用排笔蘸水,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清洗画面。

  画面清洗晾干之后,便进入修画的第二步———去污。“因为画上的脏东西不能用清水清洗掉,所以只能用手工刮掉。”用来刮污物的工具是一种专用的马蹄刀,这种马蹄刀很薄,专门用于去掉画面上的污垢,而又保证不会损伤画面。

  在画面清洗完成之后,修画的第三步便是加固画面。“《清明上河图》的画芯是绢面材质的,所以在加固画面时也就不能用一般的纸,必须要用一种专用加固绢面的水油纸。”徐建华说,这种水油纸也很特殊,在一般的市场上买不到,“纸都是当时我们自制的。”他说,水油纸是用书画市场常见的元熟纸,涂上煤油或者桐油做成。“绢面画芯加固的时候用水油纸,可以保证绢丝画面的图案,人物不走形。”

  杨师傅把自制的水油纸整齐地贴在画面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画芯从背纸上揭开,使画芯分离出来,以便进行下面的修复工作。

  在揭画芯的这个过程中,杨师傅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清明上河图》流传很广,收藏过的人也很多,所以在画上也留有很多收藏者的收藏章。而在画芯和背纸相交处的骑缝章,则是最难处理的。

  “因为这种骑缝章一半印在画芯上,一半又印在背纸上,要保证它的原样,就必须在揭画芯的时候,不能对它有一丝损坏,否则修完画以后就不可能重新完整地贴合在一起。”

  张金英用两只手比划着骑缝章的相接情况,他说处理这种问题必须要有耐心和经验。

  完成了揭画芯之后,紧接着便是在画的背面补洞。补洞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为麻烦的是,需要自己寻找补洞的材料。“补洞的材料是那些非文物的老卷,旧卷,把它们剪裁下来补在洞上。但是这些老卷和旧卷必须和要补的画芯同一个材质,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厚薄度。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就必须我们自己加工,比如给材料上色,打保”寻找相同质量的材料,加工材料,都是为了在补洞时把画面补得跟原画一样,一般人看不出来,要有逼真感。

  补洞之后紧接的一步就是给画面全色,有些古画因为存放的时间太久,或者一些外在的原因使得原画褪色、掉色,在修画的过程中就需要给画上色。“给画上色需要裱画师懂一些绘画技术更好,这样的话上色既自然,又能不破坏原画的画意。”

  这些步骤完成之后,修画的过程也就完成了大部分,这个时候就需要压桩。也就是寻找平整的鹅卵石把修补好的画芯压平,磨平。张金英说,用来压桩的鹅卵石很难寻找,因为这种鹅卵石需要至少有一个平整的平面,且鹅卵石表面要光滑,没有沙子,这样在磨画面的时候才不会损坏画芯。“这种鹅卵石要像玉一样光滑,大小也要适合手拿。”为了寻找合适的鹅卵石,张金英曾经专门到南京的雨花台,但就是在那里,也没有找到多少适合压桩的鹅卵石。

  压完桩之后,再是托芯———重新给画芯加上背纸。至此,一幅画就修补完成了。

  从1973年开始,杨文彬便一直在修复《清明上河图》,期间因为他生病在家修养一段时间,直到1974年底,《清明上河图》才修复完成。一幅画整整修复了一年多,这足以说明它的价值。

  能者多劳

  各地文物进故宫修复

  《清明上河图》只是裱画室修复的一级品文物之一,在那段时间里,裱画室还陆续地修复了《五牛图》、《步辇图》、《二马图》等同样珍贵的古画。一张又一张破损的古画,从老裱画师的手中过后焕然一新,而他们却在年复一年地老去。

  在修完《清明上河图》之后,杨文彬的身体便越来越不好,没过几年便退休回到了家中,如今去世也快二十年了。1972年之后,七个老裱画师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到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他们已经基本上都离开了裱画室。

  张金英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时间最长,1965年又有两个新学徒分到这里,但在进入裱画室不久便遇到“文革”,他们也没经历过长期的学习。而像徐建华等则是“文革”末期才进入裱画室的,在裱画技术上他们还只是刚起步。

  就这样,裱画室的主要工作落在了张金英的肩上。他曾经跟着老师傅们多年学习,也参与了《清明上河图》、《步辇图》修复的一些基础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正式成为裱画室里的主力,也开始带徒弟。“其实我技术上跟老师傅比还相差不少,但是没有其他人了,有条件我得上,没有条件还是要上。”张金英说,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在裱画室,在修复厂的其他修复组里也面临着新旧交替的情况。人的自然衰亡不能扭转,而修复工艺的后继无人则更令人担忧。

  80年代,张金英不仅要修复故宫的文物,还要修复一些其他盛博物馆的文物。帮助其他省市相关单位的文物保护和修复,这是故宫博物院科技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几乎全国最好的能工巧匠、先进的科学技术都在故宫。

  1980年,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在云南博物馆发现了北宋郭熙的《溪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这两幅宋元时期的古画,出自名家,且画技精湛,徐邦达判断它们是珍贵的文物。但两幅画的现状都不太好,受损比较严重,必须进行抢救性修复。但是云南当时没有好的裱画师,于是,徐邦达赶紧带着两幅画回到故宫,并把它们交给了张金英修复。

  这是张金英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成为了抢救两幅古画的一分子。就这样,张金英开始为各个地方的文物进行修复,广东的、云南的、青海的、西藏的、黑龙江的……像张金英这样,其他修复组的师傅们,也承担着帮外地修复文物的职责,不管是博物馆的收藏,还是刚刚出土的文物,都不断地送进故宫修复。

  后继无人

  技艺面临失传危机

  “《清明上河图》这样的文物修复之后,可能两百年不再需要修补,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文物需要修复,可是我们现在却面临着技艺失传的危机。”张金英如今已经70岁,但还是被长期聘用在裱画室里,指导一些工作,他很担心以后裱画技术后继无人。

  侯雁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海淀走读大学文物保护专业,一毕业他就到了故宫裱画室,开始跟着徐建华等师傅学修画,今年已经是他在故宫的第四个年头。

  像侯雁这样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裱画室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是裱画室里现在最年轻的人。徐建华说,裱画室现在在职的一共有13人,长期聘用1人,另外还有两人是编外。和过去不一样的是,以前老师傅都没有什么文化,是纯粹的手艺人,而如今在职的13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多是文物保护专业毕业之后进入故宫的。这样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才接触装裱,因此起步也都比较晚。

  按照徐建华的说法,他们和北京化工大学、海淀走读大学有一些合作。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专业的学生到故宫来学习,如果有学生条件不错,而且又愿意留在这里,他们就会和学生、学校签下协议,学生毕业以后就到这里来工作。“可是愿意来的人很少,对文物的意识也不强。虽然以前在这里工作的都是些不认识字,或者只上过小学的师傅,现在来这里的都是大学生,但他们对文物的认识,远远不如这些老师傅。”

  整个故宫科技部最近三年,每年都有六七个大学毕业生到来,分配到不同的部门。而裱画室里近几年都没有新人来,一是因为对这种技术感兴趣的人不多,二是因为本身裱画师的培养就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每年都培养新人。

  这样的情况使得张金英和徐建华颇为担心,眼看着越来越少的人对这门技艺感兴趣,而且技术全面的人也越来越少。

  “老师傅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不希望这面旗子就倒在我们手里。”张金英感慨地说,“这种技术不代代传承下去,以后还有谁能修补《清明上河图》、《步辇图》这些珍贵的文物?”

  文物修复前后

  琉璃釉罗汉像(雕塑)

  

能工巧匠走进故宫师徒见证修复《清明上河图》

  

能工巧匠走进故宫师徒见证修复《清明上河图》

  资料图片

  修复时间:

  2000年,故宫文保科技部王五胜、吕团结对罗汉像进行了解体重新粘接的修复

  修复过程:

  1.清理碎块断面

  2.渗透加固

  3.拼对粘接、内部加固

  4.补配

  5.作色、仿釉

  工艺解密

  高科技解开琉璃瓦工艺之谜

  2002年,故宫古建筑大修工程启动。苗建民站在拆下的一堆堆琉璃瓦前,仔细观看,琉璃瓦的胎体保存完好,但表面釉层严重剥落。在以前的修缮工程中,一些表面釉层剥落严重的琉璃瓦,一般作为工程渣土处理了。而现在,把琉璃瓦件留下来,重新上釉、烧制,放在建筑上使用,却已经成为故宫大修的一项重要工作。

  苗建民自1986年3月以来,就在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实验室工作。如何让破损的琉璃瓦重烧后,保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剥落,是苗建民近几年来研究的课题。

  然而,“父传子,子传孙,琉璃不传外姓人”以及“琉璃传子不传女”的种种说法,至今仍在北京门头沟琉璃窑厂的一些艺人之间盛传着,这使得琉璃烧造技术、胎釉配方,难以为外人所知,更难以被文献记载。

  由于故宫博物院设备不全,研究人员决定利用社会上的高科技仪器,来透视琉璃瓦的“内心世界”。

  实验中,有关琉璃瓦配方与烧制工艺的谜团被一一解开。

  苗建民在瓦胎中发现了许多孔洞,遇上雨天,孔洞就会“张开小嘴大口喝水”;到了冬天,水凝成冰,瓦胎势必一点一点膨胀。然而,釉属于玻璃体,几乎没有透气孔,无法跟着瓦胎一同“吹气球”。等到了极限,它只好选择“粉身碎骨”。

  为此,根据研究出的原理,在重新烧制旧瓦的过程中,苗建民要求工人们给老瓦加温复烧。果真,多余的孔洞在高温下一点点减少。烈火中,瓦胎一片接一片地获得新生。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甘丹

  摄影\本报记者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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