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五代航天人的光荣与梦想

　　新华网北京10月14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孙彦新、白瑞雪)50年零4天——从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至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发射升空，中国航天人已历五代。

　　留美的钱学森属于第一代，留苏的王永志是第二代，他们“用算盘算出导弹”的创举，成了永远的历史传奇。

　　中国自己培养的戚发轫、黄春平都是第三代，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没有动摇，经历过“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无奈，他们创造了把杨利伟送上太空的辉煌。

　　神舟五号成功后，第三代退居幕后，

　　当初离开航天界的人开始后悔了，数不清的博士、硕士挤到了航天事业的大门前……

　　第一代激情，第二代火热，第三代严谨，第四代务实，在五彩缤纷的世界中，选择了航天的第五代将是什么？

　　戚发轫的“三个馒头”理论

　　戚发轫说：“我是第三个馒头。”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之时，已经59岁的他被任命为神舟飞船系统的总设计师。11年后，当他70高龄时，神舟五号终于实现中国人的首次载人航天。

　　戚发轫说，别人看来，这一历史在我们手中创造，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举例：“人饿的时候，吃第一个馒头没什么感觉，第二个馒头垫了个底，到第三个馒头就饱了。看上去功劳是第三个馒头的，可没有前两个馒头怎么行？”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留美归来的第一代航天人可以看成是“第一个馒头”，留苏的第二代是“第二个馒头”。

　　1957年大学毕业的戚发轫回忆，“那个时候除了钱学森，谁也没见过导弹什么样？钱学森给我们上导弹概论课，我们想，这么大的学者给大学生上导弹概论值吗？钱学森说航天不是靠一个人，要靠一大堆人……”

　　“被称为‘航天四老’的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手把手教我们。还有留苏归来的孙家栋。”戚发轫说。孙家栋曾是东方红1号、2号，返回式卫星等多种型号的总设计师，戚发轫当初是他的得力助手。“我们的本事全是老一代在实践中带出来的。”戚发轫说。

　　爱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梁启超之子、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曾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手。他回忆，“当时搞航天都是十分保密的，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当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通信地址是‘兰州27支局’，一些家属实在等不下去，找到兰州才发现，‘27支局’还离着十万八千里呢……”

　　无论是在当年斗风沙打算盘的艰苦年代，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和家人都被批斗的艰难时刻，或是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尴尬境地，那一代航天人从未动遥

　　戚发轫回忆，“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心情很好，有一种‘爱国、翻身要自强’的动力，满腔热忱为了事业，国家对我们也特别信任、尊重和照顾，聂荣臻在困难时去募捐，给科技人员搞肉；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爱国热情没有受到干扰。我家里被抄过家，母亲被赶出北京，我顾不上那些。当时中国和日本正抢着把卫星送上天，我们有很大压力。我相信党，热爱祖国，始终没有动遥”

　　“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航天队伍流失很多，然而老一代一个没走，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时已经不可能改变。今天的年轻人对此或许难以理解，如果你们有我们那样的经历，一样会有那种力量。”戚发轫说。

　　戚发轫1933年出生在辽宁省瓦房店，刚一出生就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中，童年的回忆是阴暗的：“小时候每天早晨要向东方的天皇三鞠躬。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中国人，虽然说是‘皇民’，但吃的穿的跟日本人不一样，吃大米都是经济犯，被发现就死定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靠近中朝边境的中方一侧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我参加过抬伤员的活动。那时，我家在大连旁边的一个县，美国的飞机不敢去炸大连，因为大连驻有苏联军队。那个情景让人觉得，国家不强真是受欺负，看着美国的飞机，我当时就下决心学航天……”

　　这种自发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感和责任心，是前三代航天人共有的强大精神力量。任凭社会如何发展变化，这种力量伴随他们直至今天。

　　使事业焊接理想

　　由于文革的破坏，中国航天人出现了严重的断代。2004年1月，41岁的尚志成为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指挥。比他大一岁的张柏楠也在同一时间从戚发轫手中接过了总设计师的接力棒。他们，与第三代人相差30岁。

　　当时载人航天尚处于论证阶段，没有明确目标，也没有时间表。尚志回忆，“载人航天工程刚开始时，曾有人说，几个老头带着一帮毛头小伙子，这事看来不靠谱。”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吴雁生与尚志是同龄人，他回忆，“我们遇上了难得的机遇，航天事业当时最缺人，我们正好可以在实战中快速成长。当时的环境很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1997年我在总体室任主任设计师，由于设计上考虑不周密，长征二号F型火箭的整流罩生产出来发现超重500公斤。王永志说设计可以不完善，但不能等生产出来了才知道。这件事成为我一生的教训。”

　　这一代航天人，在对文革的反思中长大，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上学、参加工作。尚志回忆，“那时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小汽车几乎整天停在门口，很多人就此永远走出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航天部五院)的大门。”

　　留下来的，不见得是最聪明的，却可能是比较朴实的，或是比较执着的。

　　这一代人已经开始把航天事业与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行焊接。尚志说，“我崇尚的颜色不是代表激情的红色，而是代表从容的蓝色。”张柏楠小时候就在日记中写过，长大了想设计飞机，高考填志愿时所有专业都是与航天有关的。今天，当张柏楠成为飞船的总设计师时，他说：“没想到，我的理想和事业结合得这么好。”

　　与老一代相比，他们还有欠缺的地方。这一点，吴雁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八十年代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冷战并未结束，很多领域还相对封闭，我们这一代在封闭的环境中长大，眼界不如老一辈开阔；老一辈的忧患意识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是自发的，而我们是在干事业的过程中慢慢培养的；我们没受过苦，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

　　然而，在戚发轫看来，他的接班人还是令人满意的。“我们这两代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但其实很接近，他们的爱国精神一点也不差，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

　　承载希望的新一代

　　2001年，当沈朝阳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毕业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时，愿意来这儿的人还不多。他不会想到，几年之后想进这个单位难如登天。沈朝阳来这儿的原因是，这个单位在北京，而他想在北京找个工作。农家出身的他家境不太好，上大学的钱都是父母跟乡亲们借的，因此，他对这份工作倍感珍惜。

　　如今，沈朝阳已经是飞船供配电与电缆网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要负责带队把长达30公里的各种电缆和130种换电器安装到飞船上，使飞船的每台设备都能得到正常供电。

　　神舟五号成功后，几家相关研制单位门庭若市。中国的航天人才，进入历史上最繁荣时期。

　　28岁的赵志刚认为，能够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一员实属幸运。

　　毕业于西安工业大学的赵志刚回忆，“当时院里去我们学校招人，排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只有博士生的简历才收，并且还必须是专业对口的，我这个硕士听说后连队都没敢排。”

　　想从事航天事业的强烈愿望驱使赵志刚一个人跑到了北京，他直接闯进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大门，把简历送到了人力资源部的办公室里。他的做法十分奏效，现在，他已经出任飞行控制试验队的调度员。

　　只有几个月的工作经历，赵志刚就赶上了神舟六号发射，他显得十分兴奋。与沈朝阳不同，他觉得搞航天“很有意思，不像其他工作总有使人乏味的那一天，这一行让人永远不感到乏味。”

　　成长于一个多彩的年代，新一代航天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梦想与追求。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老一辈，谁也不知道，再过20年，当新一代航天人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脊梁时，他们将会创造出怎样的世界！

　　66岁的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们讲航天。他说，一堂课哪怕只能激起一个孩子对航天的兴趣，我也就满足了。

　　那是中国航天更远的未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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