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说真话纪念巴老

　　“讲真话并不容易，过去讲了多少真话谁都很难说，但我只是努力不讲假话，尽量不讲假话，不欺骗读者。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李致是巴金大哥的儿子，但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父亲。而巴金却多次说

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

　　他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李致说：“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巴老对李致说，现在我哪儿也不去，就想再回四川一次。但是巴老一向不张扬自己，不讲排场,回四川又怕惊扰了别人。

　　“不要重建我的故居”

　　巴金诞生于成都，但巴金故居已经不复存在。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要求恢复巴金故居，巴金知道后不同意，对李致说：“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此后，巴金又再次“申明”他的意见：“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

　　“不要用我的名字”

　　“不要用我的名字。”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巴金时常这样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一些巴金过去的著作，巴金心里很不安，便关照出版社不要给他寄稿酬。后来出版社主张以巴金的名义设一个编辑奖，巴金很快回信说道：“稿费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又是坚决不同意，他在信中写道：“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不要惊动任何人”

　　1987年10月，在阔别家乡27年后，巴金再次踏上家乡成都的土地。而在赴家乡之前，他对李致等人提出：“一不参加宴席，二不参加会议，三不接受采访。”

　　谈好这些“条件”以后，巴金才成行。四川省委尊重巴金的意见，给有关单位打招呼，对巴金的故乡行要注意“保密”。整个行程，仅四川电视台跟踪拍摄，但不报道，留在以后作资料。那天，到机场迎接巴金的也是巴金在川的一些亲戚。

　　“日记不单独出版”

　　巴金喜欢记日记。他的许多日记，是很美的

　　四川出版界很想单独出版巴金的日记，巴金起初勉强同意了，但没几天，他们收到巴金的来信：“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

　　至今，巴金的日记没有出版单行本。

　　讲真话才能追求到真理

　　人们喜爱巴老的作品，敬重巴老的人品,称巴老为“世纪良知”。巴老说：“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巴老坚信：“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他晚年患帕金森氏病,提笔重似千斤，仍然坚持笔耕。同时，为了表示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他用行动来补写他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举个例子：海内外许多人希望恢复巴老在成都的故居。筹建工作没有进展，重要原因之一，是巴老不赞成花国家的钱恢复故居。1986年10月3日，巴老写信对我说：“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李致讲话摘选

　　用说真话纪念巴老

　　-朱四倍

　　巴金说过卢梭是18世纪世界的良知，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的良知。在我国很多人认为巴金是中国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笔者向一位对现当代文学比较有研究的教授探讨如何纪念巴金的话题，他说，要设立巴金基金什么的，奖励后人，我说，如果从最根本上说，应该怎样纪念呢？他说，那就是我们都说真话。相信很多人对此深有同感。巴金先生曾经提出过建立“文革博物馆”，以及为胡风、叶非英等冤案抗议的文章，把“说真话”当成是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成为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这与某些人士嗳昧的态度相比，是巴老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应该学习一下巴金老人的忏悔意识。巴金在《最后的话》中表示，“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人们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行壮举成为现实。”发自心底的语言，我们可曾领会？深深的自责和沉痛的忏悔是缠绕巴金一生的情结，并不仅仅是因为创作，也是为着作品中那些冤屈的灵魂以及造成这些悲剧的时代和社会。对文革的反思，是巴金老人为心中的上帝———人民而忏悔的典型写照。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我们都应该反思：巴金的忏悔意识是

　　不是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是不是多余的？我们要不要学习？该怎样学习？巴金的赎罪意识，可在我们身上存在？

　　我们应该学习巴金老人始终关注全人类的胸怀和底层人民的情怀、责任意识。法国学者白礼哀在40年代就说过：巴金的“拿手文章是悲哀”，他“是人类苦难的歌人”。巴金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因为他认为任何个体，“都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发出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见《复仇》)

　　《随想录》是世纪良知

　　巴金《随想录》的写作耗时8年，共计40余万字，156篇文章，由《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5集组成。巴金是用颤抖的手，蘸着自己的心血，熔铸了毕生的思考写就的。巴金曾说：“我会把它当做我的遗嘱写。”卢梭被誉为“十八世纪世界的良心”。200多年后，巴金用颤抖的笔真实地记录了二十世纪一个东方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其剖析之真诚，情感之炽热，反思之透彻，为中外文学所罕见。日前记者就巴金的《随想录》采访了一些专家—————

　　李存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随想录》最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不仅仅是巴老作品中最后的里程碑,人生的一个总结,文学创作一个圆满的句号,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随想录》是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都具有很大影响的一部作品。……他对文革的批判,上升到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书中涉及对缺乏独立思考的批判,对盲目的从众心理的批判,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骨髓里面的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批判,所以这种批判是一个作家的批判,是一种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应该说是到了相当的深度。

　　李致(四川省文联主席、巴金的侄儿):巴老拿了几张照片给我看,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们照的照片,那时候萧珊看起来很年轻。但是那些照片上,有的打了叉叉,有的在萧珊的脸上画了胡子。一看就晓得是那些红卫兵干的。当时我就给巴老提出来,因为我们出版社有条件,在技术上解决这些问题,我就说巴老,你就把这些照片交给我,我回去在技术上给你作一些处理。巴老想了一下,他说算了,这个是历史。单凭这一点,我也觉得大家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忘记那一段最黑暗的日子。

　　李辉(《人民日报》记者、传记文学作家):巴金的《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贡献:一个是他提出了一个道德忏悔。所谓道德忏悔就是说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历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他也写了一些表态的文章和批评别人的文章。文革结束后,他就反省自己,道德上它是一种耻辱,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思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他从道德的角度提出了自我忏悔。正因为他从这个道德忏悔的角度出发,他提出了要说真话。说真话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稍微看看我们的当代史就可以看到,说真话有非常大的思想价值和道德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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