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
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
巴金供职的《半月》杂志，是四川新文化运动中第一家被查封的刊物
1921年(民国十年)2月，17岁的巴金看到成都《半月》刊第14号上登载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后，很感
兴趣，写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3天后，编辑来访，说明适社在重庆；此后巴金便参与《半月》刊的工作。在同年四
月，巴金用“芾甘”的笔名，在《半月》刊第17号发表了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巴金目前所见公开发
表的第一篇文章。1921年5月15日，巴金在成都《半月》杂志发表了《世界语之特点》的文章，并加入该社并成为编辑
之一。他与杂志的编辑同仁先后举办了世界语星期班和暑期速成班，在成都播下了世界语火种。同年的五月，他还参加纪念“
五一”活动，第一次上街散发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并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发表《均社宣
言》。他们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开秘密会议。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在《半月》工作期间，巴金自己常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半月》发展成了一个研究和传播新文化的
阵地。7月，当时四川军阀刘存厚把持下的、代表封建势力的警厅发布一条荒谬告示：《严禁妇女再剪发》，将妇女剪发视为
洪水猛兽，告示颁布即遭到进步人士的批判和抵制，《半月》杂志第24号于7月15日出版，他们对警厅告示首先发难，刊
登了《女子剪发与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谬误》等文章，句句在理地批驳了警厅的告示。殊不知这惹恼了反动军阀，居然以
反对禁止剪发的罪状查封了《半月》杂志。据史料记载，这是四川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一家被查封的刊物。不畏强暴的《半月》
同仁继而办起了《警群》月刊，继续发表驳斥警厅倒行逆施的文章，后来亦被查封了。
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
的
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
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因此，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
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响他此时
思想判断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
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寒夜〉再版后记》)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
识分子反抗王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1948年前后的上海，为读者摄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时
的“身影”。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也是巴金所独有的，带有巴金式的姿态和气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
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壁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
。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当年5月5日，致沙汀书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
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
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
7月25日，致信范泉说：“据寄上，请查收。原稿收到，谢谢。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
文艺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0月26日，又告
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12月21日，对来约
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
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再查巴金1949
年6月至8月的书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编辑”“写作”与“人事”方面的苦恼。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
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
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事长。我无权请
你回来了。”……“敬之”是此时作家沙汀在四川安县家乡隐居时的化名，他当时就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人通信，包括向巴
金催要版税。
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同时也非常真实的印象。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
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到处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
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然而，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
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
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的。这是他给自己、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只不过在50至70年代暂时“
偏离”了一段时间而已。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关心的仍然是：就这时巴金真实的心态和处境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是
怎样安排与筹划自己的文化命运的？而这种“安排”与“筹划”，他对现实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对一代作家未来的命运究竟会
意味着什么？巴金是自觉地投入大革命的怀抱，真心诚意地选择了历史的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显示了怎样一种思想命题？这
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节选自《巴金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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