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兵 身价最高的“官”

　　本报记者马昌博每当颜兵谈论自己身份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一种隐隐的压力和莫名的孤独。“这是一种心理的负担。 ”他说。

　　这种负担已经有18个月了。从2004年4月1日开始，颜兵以年薪50万元的条件受聘为无锡市对日招商首席代 表，成为江苏首例“特岗公务员”，“50万年薪”也把他推上中国内地年薪最高政府雇员的位子。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也引人非议的头衔，对于这一事件，各方曾发生过尖锐争执，颜兵也被不断“叫好”和“拷问”， 成为“开拓者”或“增加了纳税人负担”，争论甚至持续到现在。

　　这一切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焦虑。这个曾做过老师的海归商人习惯用宏大的历史眼光看待自己所起的作用——事实上 ，他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为试水者。按照这个逻辑，自己的成败，也多少具有标本意义。

　　自我认同的标本身份让颜兵有些自豪，同时也倍感压力。在此后的18个月中，这个日本国际经济法硕士以首席招商 代表的身份实践了从商人到政府雇员的转变。

　　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新岗位让颜兵如鱼得水，相关制度的某些不完善又让他无所适从，因为权限模糊，有时他不得 不依靠私人手段去达成某些平衡；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政府“雇员”，颜兵要面对的是除他之外的庞大公务员体系以及这个体 系业已形成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公权力的大小，而对于作为“雇员”的颜兵，这恰恰是最模糊的地方。

　　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2002年6月开始，政府雇员制度已经实行了3年，而作为该制度标本之一的颜 兵，他的成功和困惑，或许也是整个政府雇员集体生态的一部分。

　　不可抗拒的诱惑

　　颜兵是谁？2004年3月26日，星期五，无锡市的很多公务员都这么相互打探。

　　这一天的《无锡日报》头版报道说，40岁的江苏泗洪人颜兵最终战胜了其他28位有效竞争对手，受聘为无锡市对 日招商首席代表，随后的第二版推出颜兵个人专访。

　　关于颜兵的学历、背景等等，统统成为公务员们关注的焦点，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他的“工资”：颜兵税后50万元 的年薪是无锡一个普通公务员10年工资的总和。怀疑的眼光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是否“物有所值”，另外的疑问是，无锡的 公务员中，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吗？

　　“压力非常大。”颜兵说。

　　此前的2003年8月26日，无锡市政府发布招聘公告，宣布招聘首席城市规划师、首席城市信息化设计师、对日 招商首席代表和首席电视节目主持人等4个职位。上述岗位中，前三个的年薪是税后50万元，首席电视节目主持人税后30 万元。按无锡市人事局局长周培基所说，这是目前内地人才市场中政府部门开出的最高价位。

　　在网上看到招聘公告的朋友给颜兵打电话，提到对日招商首席代表非常适合他：颜兵毕业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院，获 得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并有多年日企工作经验。但此时的颜兵却有些犹豫，他先后经营过4家企业，其中两家是他的独资公 司，效益很好，按他的话说，50万年薪对他没什么大的吸引力。

　　颜兵最终还是决定应聘：作为一个商人，对政治资源的热情几乎是一种天性，“政府是一种资源，现在可以和整个无 锡市委、市政府接触，平台更大。”他也敏感地感觉到，“政府雇员制度是一个突破，能做这么一个当事人也是历史的机遇。 ”

　　抱着这个想法的颜兵参加了角逐，并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选拔过程很公平，“没什么小动作”。同时被 选出的还有首席电视节目主持人，其它两个职位未能招到合适人选。

　　政府“打工仔”

　　2004年4月1日，颜兵走马上任。

　　他的50万年薪迅速成为媒体争论的焦点。一些评论把他看作一个新生制度的标志，他们热烈期待着政府雇员制能打 破现有公务员制中诸如能进不能出、官僚作风、腐败等弊端，所谓的“鲶鱼效应”也被广为传播。

　　另一方则宣称政府雇员制于改进公务员制度无益，“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公务员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是靠政府雇 员制来加以遏制的”。

　　“我是一个争议性事件中的争议性人物。”颜兵说。

　　不管争论结果如何，颜兵面临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按照无锡市的要求，他的任务有履行政府招商顾问职责、代表 政府和日本各商家谈判等等。其中的硬任务是一年内介绍有效项目源30个，组织境外投资考察团组来访10个批次，当年引 进外资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以上。

　　颜兵的办公室被安排在无锡市外经贸局，市里给他配了一辆车和一个助手。他的直接上司是分管外向型经济的副市长 ，一个颜兵认为对招商很有魄力的人。事后看来，相关领导的支持对颜兵的工作有“关键的、左右性的”作用。

　　“雇员”颜兵开始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一家家地拜访工商局、海关等与招商有关的部门，“让人家知道我，跟人家解 释我的职务。”然后调研，提交报告和建议案。事实上，引资只是他的工作之一，作为招商首席代表，策略支持是他更重要的 任务，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政府招商决策参谋和助手，“提供招商思路，引导政府制定招商战略”。

　　“很多人在看着我，我是政府拿50万雇的，要做出值50万的工作。”颜兵说。那一年中“几乎没有星期天的概念 ”，而“最对不起的是外经局的保安师傅，因为经常走得很晚”。

　　在日本的经历给颜兵提供了大量资源，熟知日企投资思路的他一年后向“老板”递交了答卷：两次赴日本招商推介， 组织100多批次的日本客商来无锡考察，顺利完成引资要求，并多次提出建议案。

　　颜兵显然比较满意这个结果，同样满意的还有无锡市政府——2005年4月21日，无锡市和颜兵签定了续聘合同 ，第二天的《无锡日报》报道该新闻的导语是：“高薪厚待特聘人才值不值？值！”

　　20%的困惑

　　回顾过去的18个月，颜兵认为自己在这个职位上有80%是成功，“无锡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都很支持”。剩下的 20%颜兵则把它小心翼翼地定义为“困惑”。

　　颜兵首先弄不懂的，是自己的“身份”。“外商从名片上看认为我是代表政府的，我做出的解释是有效的，但实际上 作为雇员，我没有涉及政策和职能方面的权力。”

　　外商经常认准他是政府代表，“所以一见面我就会向对方解释，我的职责，我能代表的部分，如果不讲清楚，就会产 生不信任。”

　　“我掌握的度是：尽量不添加个人色彩，需要做出政策解释时，先与政府部门沟通。”而关键点是，“我的‘雇员’ 和‘代表’两个身份之间如何定位，政府需要权衡：我不是政府公务员，究竟能不能代表政府？或者说我能代表到哪一步？”

　　事实上，面对外商的身份尴尬不是主要的，对内的无奈似乎更让颜兵感受颇深。“作为雇员，你要有企业的工作方法 ，同时也要熟悉并学会使用政府机关的工作方法。一些你认为不合理的但是现实中起作用的方法你也要去接受。”

　　招商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需要布置下去，但“首席代表不是政府官员，有的部门觉得你是代表市政府 说话，有的觉得你这个首席代表什么也代表不了。”

　　颜兵是没有“单位”的人，据无锡外经局组织人事处负责人说，虽然颜兵在外经局办公，但他不属于外经局系统，当 然不能使用外经局的权力。一个不愿公布姓名的无锡当地经贸系统官员也说，颜兵能指挥的，“似乎只有他的助手”。

　　“‘你布置的工作我是否完成，完全是看你面子。’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要去‘公关’，和各个部门搞好关系。但我 时间有限，不能都把心思用在这方面。”颜兵说，“领导的支持有时候是关键性的作用。”

　　有一次日本外商需要解决保税物流的问题，颜兵提出把相关部门集合到一起商议个方案报批，“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把 他们召集起来。”颜兵只能向某开发区主任“汇报”，“事实上我对他是不是‘汇报’关系还要再说。”最后问题依然没能解 决，颜兵只得跟主管经济的副市长说，副市长指示说相关方面一起研究一下，“一句话就顶我跑好多天。”

　　“我拿的工资比副市长高，我应该创造出比他更多的效益，但如果让几个部门碰在一起定个基调的事，我跑好多天都 实现不了的话，怎么把效率提高？”

　　另外的问题则是所谓“待遇”。“作为对日招商首席代表，我应该参加一些相关会议，对外经工作有一个全面了解。 但是开相关会议，领导重视了就有颜兵，不重视就忘掉了。”而“下面看上面，上面的某个领导对你不重视的话，下面也不重 视，觉得首席代表在这里没位置，大家对领导的意图都在猜”。

　　所以，“应该明确政府和雇员双方的责权界限，完善制度平台。如果一个政府雇员已经在拿纳税人的钱了，你就应该 支持。否则他工作效率不高，是对不起纳税人。再说你没有必要对他制造阻力，一个特聘人员不会对某个领导的岗位有什么影 响。”

　　当然，“无锡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颜兵说。

　　未来的出路

　　已经续签了一年合同的颜兵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比较乐观。他今年被调去专门负责无锡市下属宜兴县环保科技园的招商 工作，任务依然是5000万美元。根据新合同，50万年薪中有20万的“风险金”，要完成任务后才能拿到全额。

　　至于未来的出路，“当我的资源用得差不多了，就可以退出来，无锡市政府也会根据颜兵的价值在必要的时候终止这 个合同。”

　　颜兵直言与自己同时的这批政府雇员有“一定的特殊性”：制度刚开始实行，每个人都被媒体隆重推出，“这样对自 己将来的工作会有个好影响。”在无锡，“没人不知道我，包括今天你能来采访我，也是一种荣誉。”

　　除了作为试水者的被关注度，另外吸引他们的则是更多的政府资源，“我们没有必要讳言，也没有必要自我赞美。实 际上包括我和其他的几个老兄，也都是想能够在这个岗位上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一年我对政府的运作程序了解很多，认识 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官员，这是一个普通企业家所不能达到的，对我以后重新经商是有帮助的。要知道，拿到手里的 工资有多少并不代表一个人的价值。”

　　如果将来不做政府雇员了呢？

　　“我还来做我的企业，我有资本和对市场的判断力。当然我也可能就从雇员转成公务员，只要决定了我会随时采取行 动。”之前无锡市政府也曾考虑过把颜兵转为正式公务员。

　　对于这段经历可能的影响，颜兵直言不讳：“以后我继续做企业也好，从政也好，政府雇员的经历都是一个很好的筹 码。事实上，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提升它，大家都是为社会努力也为自己努力。”

　　政府雇员制三年之痒

　　在颜兵看来，政府雇员制更多的是政府的一种无奈之举。

　　政府雇员制始于西方，随着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运用，许多国家原来的公务员难以胜任相应的技术支持工作，不 得不引进专门的信息技术人才。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20%的政府岗位是政府临时雇员。

　　2000年初，时任吉林省省长的洪虎提议尝试国外经验，采取“政府雇员制”的办法。两年后的2002年6月， 吉林下发了《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雇员制引入内地。又一年后，借着吉林省政府信息

　　“政府雇员”的产生，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随后上海、武汉、无锡、长沙、深圳、珠海等地纷纷试水。除了吸引 急需人才，雇员制能让公务员感到危机的“鲶鱼效应”也被津津乐道。专家们则希望这些靠技术吃饭，不考虑升迁的政府雇员 能局部消解官场文化。

　　然而，因为雇员制没有全国性的统一部署，各个地方政府雇员的地位和待遇也不同。以吉林为代表的政府雇员制中雇 员不占行政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而珠海的政府雇员虽不具有行政职务，但占用行政编制并享受公务员福利待遇。

　　在深圳，雇员制却被寄望于建设成与现行公务员制度并行的一套人事制度：雇员占用本单位编制名额，实行占编不入 编。高级雇员可以担任行政职务，行使行政管理权。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种形式都刻意区分高级雇员和一般雇员。除深圳外，其它地方的政府雇员大多以高级雇员为主 ，一般雇员不多。

　　这些高级雇员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高新技术专业人才，如吉林的省政府公安信息化应用与管理总工程师；另一种是 经贸人才，如无锡的招商代表颜兵、成都的外商投资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龚饮江等。

　　对于普遍推行的高级雇员制度，曾参与深圳政府雇员制咨询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并不赞成。在他看来，高 级雇员身份特殊，难以很快融入政府之中。“人们都知道他没有公权力，可他拿的薪酬又高，这样在业务上跟公务员协调的难 度很大。”在雇员制度的管理上，也没有相关法律去规范，这就造成高级雇员制很难在各地得到广泛推广，“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装饰性’制度。”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高级雇员因为本身工作的需要，难免会涉及到公权力，而“高级雇员对公权力的需要与雇员不涉 及公权力的定位之间的冲突很难解决”。马敬仁认为“对高级雇员制度作一个重新的规范。一些专业技术依赖强的机构可以设 立，其它涉及公权力的则不外聘政府雇员。”

　　马敬仁赞成要着力推广负责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一般雇员，即深圳推行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辅助管理、工勤岗位一律 推行雇员制”。他们不涉及决策和公权力，也能按需设置，降低政府成本，而且进出方便，“给政府提供一个灵活的人力资源 机制。”

　　但身为高级雇员的颜兵不这么认为，“一些职位是现有政府公务员能力所不及的，比如在无锡市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招 商高级人才。”所以，“设置高级雇员很必要。”

　　对于现在在岗的政府高级雇员，颜兵认为“首先要摆正位置，不要认为自己就是公务员；另外要尽量少涉及公权力， 不然会引起矛盾；第三要学会机关工作的作风，要积极主动地和领导，特别是一些重要领导去沟通。”

　　一个共同点是，关于政府雇员制度法规的完善和责权的明确，几乎是当事人和专家的共同意见，他们急迫地希望能够 有更完善和明确的法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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