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金岭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先驱最后一个重要代表，作为当代中国文坛公认的大师，巴金的去世，终结了他那一代作家的功业所构筑的文学"秩序"。因此，巴金的走，是一个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
其实，那种"大隐隐于市"式的生活，对巴金来说早已是一种常态，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基本上没有再听到过巴金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发言，这和当时在世的另一现代文学巨匠冰心的表现稍有不同。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他去世的象征意义。
在巴金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中，写于"文革"之后的《随想录》，被认为是他一生最为重要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反复强调的"讲真话"，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具有极其深广的社会意义。在巴金曾经身历的极端年代里，假话空话，曾经是建构一种社会秩序的基础，曾经是一种具有极大裹挟力的社会习俗。巴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说真话"，是从自我忏悔开始的。尽管巴金自己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但他从来不曾落井下石、诬良栽赃。 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觉醒，是对自己人格的交待，也是对历史的交待。巴金这种"讲真话"的方式和精神，足以让那些极力掩饰自己曾经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和写过违心文章的人无地自容，更足以让那些仍在以制造空话假话为能事的无聊的人们无地自容。
近年来，有人这样批评巴金，说巴金当年"说真话"，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言下之意是，巴金的胆子还是太小，他的真话也只触及了一些常识性的皮毛，缺乏深度。这样批评巴金是不公平的，忽略了巴金当年发表《随想录》时曾经面临的种种社会压力，用21世纪的言论空间来评估巴金1978年的文字，既缺乏历史感，也有失厚道。时至今日，巴金这样真诚坦率地说真话的态度，仍然值得我们很多人学习。
在巴金辞世的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一提：在1949年以后的新体制之下，巴金作为一个作家，没有领过国家的工资，完全靠自己的版税和稿费维持生计。仅这一点看，巴金早就"和世界接轨"了。道德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巴金没有标榜自己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情操，但他的高尚道德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这一点是批评巴金的人不该忘记的。"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但"讲真话"本身一定是真理。正因为此，巴金"讲真话"的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大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巴金所倡导的"讲真话"的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假话空话盛行，便根本没有和谐可言。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畅所欲言的社会，一个言论空间越来越宽松宽容的社会。人人都讲真话，才能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主意识，才能使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态更加优化，才能有更加健康的社会生活。"讲真话"，是我们对巴金最好的纪念，尤其是我们社会的各类精英们，应该起带头作用。
(张金岭，山东，知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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