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个以笔为剑的人、一个讲真话的人走了；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个见证了历史的人、一个斗士、一个永远年轻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18日，无数家媒体上醒目的标题“文学巨匠、巴金、逝世”的字眼深深刺痛着我们的心（本报10月18日A1版）。
老人走了，但他已经出版的《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集》10卷，这近千万字
的著作成为了我们中国近代重要的文化财富。他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他永远说着他自己想说的话，他永远尽着他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一个讲真话的斗士走了，留给我们的精髓，说到底，就是3个字：“说真话”——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
“说真话”，本来是妇孺皆知的做人准则，然而做起来谈何容易！“年初撒个谎，年终得个奖，来年提个长”，以及“为有数字能升官，敢把牛皮吹上天”等民谣，反映的就是这一现实。又岂止是假话，假统计数字、假账、假货、假典型、假证件、假学术……作假，早已是社会的痼疾之一。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一年多来的热点难点问题，他说：“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就是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这两大问题。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一个带共性的问题。主要表现是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至把问题当作成绩来讲。”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道理很是明显：说真话难，是因为说真话至今仍存有风险。什么风险？丢饭碗，丢乌纱。除此之外，真话难说，还缘于“轰轰烈烈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之类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的盛行于世，“不愿意讲”怕得罪人伤和气，“不敢讲”怕“穿小鞋”自己吃亏。于是，一些人就认为，官场追求的不是正义而是“和谐”。有了“和谐”，就有了安全。他们把“和谐”作为重要的“领导艺术”。比如，在一个大多数人腐败的领导班子中，如果有一两个人是清廉的，是敢于坚持正义的，那么这一两个人就是与班子“不和谐”了。反之，不能盖的公章盖了，不应签的发票签了，不该说的好话说了，这些却被视为当官有“人缘”的本事。
不说真话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最直接的就是听不到百姓的心里在想什么，当一切真相被都瞒着、藏着、掖着、盖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进行科学的决策？
如何说真话，在于我们是否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是否有敢说真话的制度平台之外，还要拿出我们的“良心”，“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这是个很“基本”的要求！
一个老人走了，一个讲真话的斗士走了，我们怀念；而什么时候，讲真话的人不再被看做斗士，应该是怀念这个老人的最佳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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