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老人的最后远行

　　本报记者毛梦溪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郭沫若说，巴金始终“是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在反对暴力、表现正义的立场，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卖弄虚玄，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助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

　　□曹禺曾这样称赞巴金：“你是文学巨人，高举火炬照亮人心。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说：“他来了，坐在那里，哪怕不发言，也是一种威严。巴金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巨匠、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人民作家巴金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巴金的去世，也是文坛一个时代的结束。噩耗传出，王蒙、冯骥才、陈建功、蒋子龙、刘心武、铁凝、叶辛、邓友梅、陈忠实、张平、黄亚洲、陆天明、范小青、叶兆言、赵丽宏、刘震云、苏童、李国文等著名作家都甚感震惊和悲痛。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说：“得到巴老去世的消息，我感觉到这是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叶辛说：“虽然巴老是102岁高寿，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但巴老真的走了，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平说：“巴老是我尊敬和爱戴的作家和前辈，对他的去世我感到非常悲痛。尽管我们早就预感到这一天的到来，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感到异常震惊和悲痛。”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为巴金的去世也深感悲痛：“惊悉巴金先生去世的噩耗，在感到深深悲哀的同时，对巴金先生再度产生了巨大的敬意。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目前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越发感受到先生的伟大。”

　　轻轻地、静静地，巴金老人走了，走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神伤地、黯然地，中国文坛哭了，哀痛的心情诉诸字里行间！

　　作为“鲁、郭、茅、巴、老、曹”大师群体中最后一个去世的文学巨匠，巴金这盏明灯整整亮了一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他的影响已不仅仅是一代文学大师，而是已然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象征，成为了中国文坛不老的良知。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文学生活五十年》)

　　101年前的11月25日，一个婴儿在成都的一个大家庭降生了……“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因为要“爱一些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个告诉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轿夫老周，称作是除母亲之外的第二位“先生”。

　　童年时的母亲之爱，教会了巴金如何去爱。巴金说：“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正是这一个“爱”字，几乎贯穿着巴金最为真实的艺术以及人生。对此，他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性格的根底。”

　　由于母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地播种了爱的种子，因此他对时任广元县知县的父亲动用酷刑审案、三哥打骂丫头的家之不幸充满了一种负罪感———“这一家的罪恶我来救赎”。

　　“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巴金的心灵深处，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通过《灭亡》中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他就来了种种的事情。(《忆》)

　　可以简单地说，巴金的创作便是他苦难的心路历程最真实的写照。

　　巴金19岁那年抛家出走，东进上海求学，继而负笈法国，以后除了有数的几次返乡探亲外，巴金差不多长居东方之都上海，从事他贯穿一生的文学著述、编辑工作。但短短的十多年家乡生活亲历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巴金生命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素材与情感波澜所在。

　　《雷》、《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忆》等，巴金小说、散文代表作，描绘的差不多都是封建家庭悲剧以及那里面的殉葬、挣扎与反抗。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广大读者的心中，好些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

　　在巴黎，让巴金迷恋的不是艺术，而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血与火的恐怖画面中高扬的英雄主义，是强大的政府权力下个体生命的反抗、呼喊。虽然巴金也曾走进卢浮宫参观，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座城市所蕴含的伟大、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博物馆里展示的文物、绘画等等人类艺术的精华写入文章。相反，在他1932年写的《灵魂的呼号》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用相当激烈的言辞贬斥卢浮宫、贬斥艺术：“我不是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没有一点顾惜。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一点光明，假若它不能够对黑暗给一个打击。”

　　了解历史的人们，自然不难看出，巴金对艺术、对传统文化所作的批判，是在特定历史范畴内特意表现出来的一种激情燃烧的革命姿态，也可以理解为他是在因当时的郁闷、刺激而发泄不满时，特意选定的表述方式。热血青年，言行也难免偏激，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甚至主张烧毁线装书诸如此类的过激言行进行忏悔。

　　巴金最重要的创作阶段所信奉的一是人道主义，另一个则是安那其主义。无论前者、后者均与当时他的家庭、中国社会的现状密切相关。他的创作是西式的，可以说是深深经受着法国大革命时期那种富有的理想与激情，以及俄国革命时期富有检讨与献身精神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激情澎湃，而当时的中国，人们竟不知何去何从，生活在迷茫与郁闷之中。在这一强烈的反差之下，巴金拿起笔，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是为他胞兄而写的。当时他大哥深陷封建家族不能自拔，拿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做着无谓的牺牲，巴金希望大哥也勇敢地走出“家”来，做封建家族的叛逆，这些话他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希望以情动人，打动胞兄的心。结果是小说无意间被朋友带回国内发表了，虽然打动了不少读者，大哥却沉陷难返，不久终于自杀于家中。这给巴金创作不朽的名著《家》带来了直接的动因。

　　巴金的创作心境一直是较为苦闷甚至是郁悒的，虽然他努力战胜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内心时时呼叫着法国悲剧革命家丹东的名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来激励自己，但是他不能摆脱封建社会与家庭投在他心灵的沉重阴影，他无法廉价地乐观与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剧的调子，如他自述：“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他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这是巴金心路历程的苦难史，更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基调。

　　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文学生活五十年》)

　　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鼓荡着20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这样的选择虽然使巴金的文学字句间少了些传统的吟讴、圆熟与回味，却给现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样式与涤荡的春风。正如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学者明兴礼指出的那样：“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的收效呢?惟一的原因就是她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

　　《家》无疑是巴金最成功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36年到1949年，在经历了早期的彷徨之后，巴金开始以激昂的姿态，用手中的笔继续向社会的深度和广度突进。这一阶段的巴金，除了继续长篇小说创作外，也开始在散文和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其中散文集有《生之忏悔》、《龙·虎·狗》等，短篇小说集有《沉落》等，长篇小说则有“激流三部曲”中的《春》、《秋》以及《火》、《寒夜》，中篇小说有《憩园》、《第四病室》等。

　　这些作品数量较多，但巴金自己认为“《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甚至1944年写的《憩园》和1945年写的《第四病室》，也是失败之作。究其原因，巴金在抗日三部曲《火》的第一部后记里讲到：“老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书”，“它的罪名是不够发展”。作者的话当然不能全然当真，在这一阶段至少有长篇小说《寒夜》、中篇小说《憩园》和大量的散文创作是获得了成功的。

　　巴金是一位终身笔耕不辍、勤奋高产的作家，但在后半生创作中，小说创作基本停顿，这可能一方面是社会变革要加以适应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创作高峰逾越后的休整期。尽管创作生活重心有所改变，但巴金奉行的“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的原则始终未改。他不仅以不朽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且身体力行，无私地关心与帮助祖国的社会改革与文教事业，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享有广泛而崇高的声誉。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随想录〉序言》)

　　“文革”之后，巴金用了8年时间写了五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巴金晚年创作的《随想录》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忏悔录，是作者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里边仍然看得出浓重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与俄国革命思想家的影响。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之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他写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随想录》五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随想录》的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呼吁的人格品质。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也深有感慨，他认为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生活。”并表示要“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巴金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后来巴金在《给家乡孩子的信》中又非常真诚地提到：“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如今，巴金消耗干净了全部感情、全部爱憎，真的离我们而去了，去追求他“莫大的幸福”———“生命的开花”去了……

　　病逝前几天，一直守护在巴金病榻旁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面对巴金这最后的远行非常沉痛地说，巴老是我们中国作协主席，一代文学巨匠，是名副其实的人民作家，是中国文学界的骄傲。巴老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紧跟时代，追求真理，创作勤奋，著作等身。他以自己的人品、文品确立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的文学成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创作思想和人生道路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探求真理的历程。巴老的逝世，使中国作协失去了一位好主席，是我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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