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64年搜寻内幕（2）

　　被日本占有？

　　当时的托运人威廉·弗利回忆说，“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北京人”丢失后，日本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列为最主要的怀疑对象。李树喜说，这是

因为对“北京人”化石的挖掘、研究和保护，日本始终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就曾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两名学者和一名侦探，来北平打探“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均无功而返。

　　1945年11月，世界大通讯社相继发出了“北京人”在日本发现的消息。

　　依据这些报道，翁文灏致信马歇尔，认定日本方面最终获得这些化石，并“已经交给驻东京联合国代表麦克阿瑟将军”，请求马歇尔提供帮助，归还中国。

　　但盟军司令部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中方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李济的日本之行。李的任务是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书画、器物、图书等等，而受翁文灏、裴文中之托，此行的“重中之重”乃是查找“北京人”化石。

　　1945年，李济亲赴日本帝国大学拜访，但未得到任何线索，空手而归。但“北京人”化石在日本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

　　1948年7月，曾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魏敦瑞写下人生最后一封信，敦促美国内政部“出于拯救人类的伟大财富”，担当起帮助中国寻找“北京人”的责任。信中说，“凭我的感觉和判断，这些化石很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并严密地藏匿在某处。”

　　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解冻，当时的托运人威廉·弗利也浮出水面积极帮助中国寻找化石下落。

　　当年为了保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标注为他的个人行李。弗利回忆说，“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贾兰坡的长子贾彧彰回忆说，1980年5月，弗利与贾兰坡多次间接联系后，发信说想来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的下落，但他提出希望此行得到中国总理的邀请。

　　贾彧彰说，这使父亲感到十分为难，再三斟酌后，父亲写信给弗利：“我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总理没有见过我，我也没见过总理，这样的要求我难以满足，也无法满足。”

　　此后，一直到弗利去世，他再也没与贾兰坡联系过，永远失去了来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的机会。

　　“阿波丸”号之谜

　　李树喜认为，这艘万吨巨轮上一定存有很多这些秘密，“这些秘密让他们宁可把船沉没，宁可牺牲很多人的生命，也不愿让这些秘密被美国方面截获。”

　　1945年4月1日深夜，

　　沉闷的巨响在深夜中响起。三分钟后，巨轮连“SOS”求救信号都没有发出，便消失在海涛和夜幕中。

　　这艘巨轮就是“阿波丸”。2010名乘员中仅有一人生还，超过了“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件。

　　在史学界，“阿波丸”沉没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议。

　　1977年中国交通部门和海军潜水员对“阿波丸”反复探摸发现，美军的两枚鱼雷击中的是船体的后半段，事实上“阿波丸”却是在船首处断为两截。

　　参与打捞的上海打捞局高级工程师赵孟信分析说，只凭几发鱼雷的攻击部位，对一艘万吨巨轮不可能瞬间造成巨大损伤，“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多少印证了外界长期来对日本“阿波丸”存有自爆装置的猜测。

　　李树喜认为，这艘万吨巨轮上一定存有很多这些秘密，“这些秘密让他们宁可把船沉没，宁可牺牲很多人的生命，也不愿让这些秘密被美国方面截获。”

　　“阿波丸”1945年2月被用来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但多名专家认为，在沉没时，上面装载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也有人提出，“北京人”头盖骨也在上面。

　　作为当时驻新加坡的日本特务首脑，日本“光”机关长日高震作回到日本后，多次接受盟国的调查。日高曾陈述：途中，“阿波丸”在雅加达和新加坡把军队的贵重物品包括金币、工业钻石等分别装入不同的保险柜。

　　“阿波丸”被击沉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但对于众说纷纭的“保险柜”、黄金等贵金属和珠宝证券只字不提。

　　与此同时，从事件发生至今，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任何有关“阿波丸”事件的正式资料，比如包括“阿波丸”往返航程中装载的货物清单、乘务员和乘客名单之类。

　　福密实是一名“阿波丸”的研究专家，美籍日本人。在美国，他的调查得到了美国务院和军方的积极协作，但在日本官方却屡吃闭门羹。上世纪70年代，他再次询问外务省的文件科，得到的回答是：即使总理大臣许可，也不能进行查看。“阿波丸”号被披上了层层迷雾。

　　而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掌握的关于“阿波丸”沉没和巨额装载的丰富资料，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中方。

　　在这份情报中，美方首次提到阿波丸巨额的装载内容：黄金40吨，白金12吨，3000吨橡胶，3000吨锡锭，40-60箱珠宝和工艺品……还提到，“阿波丸装的40箱物件中可能包括古代‘北京人’化石。”

　　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方部分人并不认可这一情报。这份情报被搁置下来。

　　半途而废的“77·13”工程

　　长时间的氮麻醉，潜水员队伍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1977年12月3日，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向上海打捞局革命委员会郑重提出了警告。

　　“文革”后期，美国人写信给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华国锋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提到“阿波丸”装有黄金、白金以及大量纸币、证券。信中还表示，希望允许美国的公司参与“阿波丸”沉船的打捞工作。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重申了上述情报资料，表示愿意为中国有关方面提供打捞“阿波丸”的全套深水设备，条件是，分取“阿波丸”打捞成果的5%.在中国，同样也有一批人关注着“阿波丸”的秘密和下落。当年的中国人民打捞局局长、海洋水下工程研究院院长、海洋水下工程专家张智魁等人，就一再呼吁中国要揭开“阿波丸”之谜。

　　李树喜此次首次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1977年初春，一位海军高级将领正式向中央军委、中央领导人写信，陈述打捞“阿波丸”的重要性。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相继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并将其转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海军和交通部主持此事，明确指出：“海军要积极，交通部也要积极”，“一年找船，第二年大干。”

　　根据中央领导批示的时间，一项被确定为代号“77·13”的工程从此启动。

　　张智魁毛遂自荐被任命为“阿波丸”现场作业组组长、总指挥。

　　1977年5月1日，打捞队潜水员在渔民的指引下，潜入牛山岛海底摸出了沉船中的第一块锡锭，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有“大日本———东洋”和“BAKA———PP”字样！这就是资料记载的“阿波丸”装载的物资；BAKA，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

　　接着，潜水员从水下摸上来的两块小木牌上，有毛笔写的两个名字：杉浦隆吉、横尾八郎。这也是资料记载的“阿波丸”船上的人员名字！

　　“一年找船”的设想，在张智魁他们手里被浓缩为“五一”这一天。

　　在兴奋之余，忧虑却来了。在技术发达的国家，空气常规潜水标准是50米。超过这个深度，水下压力增大，则可能引起氮麻醉，造成潜水者四肢麻木以至神志昏迷。

　　现年80岁的张智魁回忆说，“阿波丸”沉船处水深近70米，即使潜水员顽强拼搏，每次下潜也不能超过30分钟，每人每天只能捞取15块锡锭，打捞只能采取蚂蚁啃骨头的战术。

　　长时间的氮麻醉，潜水员队伍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1977年12月3日，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的“潜水员体检报告”披露了这一严重状况，并向上海打捞局革命委员会郑重提出了警告。

　　1980年1月，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对外宣告：从1977年开始的清理牛山岛渔场水下障碍物，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残骸的作业，经过三年时间，已基本完成。

　　由此，“77·13工程”戛然而止。李树喜说，打捞队三年中总共从沉船里打捞出锡锭3000吨，卖得5600万美元，换来了两艘现代化的打捞船。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未浮出水面。

　　张智魁对此充满遗憾，他说，由于潜水技术限制，当时的打捞只是完成了一部分，情报所显示的物品只能等待再次打捞核实。

　　“可能是最后的线索”

　　现场发布会上出现了几名戴墨镜的“民间打捞人士”。李树喜透露说，相关人士和组织已开始积极运作民间打捞“阿波丸”号沉船的工作。

　　“阿波丸”号上可能藏有头盖骨化石的情报再次被翻出，已是1996年。当时，身为光明日报记者的李树喜在一堆堆档案和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一线索。

　　10月24日的发布会上，他展示了这份上世纪七十年代根据美国情报翻译整理的油印件。

　　“这次公开的档案材料为寻找‘北京人’提供了一个好线索。”贾兰坡的长子兼生前秘书贾彧彰说，他也同时提出疑问：北京人头盖骨于1941年遗失，既然被日本人劫走，为什么要等到4年之后的1945年才匆匆运回国内？

　　还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专家提出，“北京人”化石为什么要花费周折从中国的北方运到南方，直至东南亚，然后由“阿波丸”运去日本？

　　“这不是不可能。”10月24日，李树喜给记者解释，一些军方人士本身即是特务身份，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一些战争中获取的物品，有的人甚至随身携带，不离左右。在战乱之中，“北京人”可能经日本人之手在中国大陆辗转，并随军南下直至下了南洋。

　　李给出另一个重要的佐证是，日军从南京国家图书馆掠抢的大量珍贵图书，也是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香港，后来转移到东京参谋本部。

　　“无论如何，这份资料可能是寻找‘北京人’下落最后的线索了。”他一再强调。

　　24日的发布会上，除了专家和学者，还出现了几名戴墨镜的神秘男子，现场发言的李树喜只给出了“民间打捞人士”6个字的简短介绍。

　　李向记者透露，相关人士和组织已开始积极运作民间打捞“阿波丸”号沉船的工作，目前该项活动已得到了领导和政府多方面的支持。“拭目以待！”李树喜说。

　　□本报记者 吴学军 高明 北京报道　(本报实习生 刘欢 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