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矿工生活

　　我看到的矿工生活

　　李海鹏

　　近一年来我曾4次到煤矿采访，发现无论是在哪个省份，无论是在国营煤矿还是在小煤窑，矿工们的生活形态庶几相同。工作危险、生活沉闷、对个人命运的掌控能力较低和子女

缺少受教育机会，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在经济方面，过分渲染矿工阶层的贫穷显然会悖离事实，由于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他们可以获得比周围乡镇里的人群更好的收入。不过如果说矿工们是这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可能距真相更远。

　　对于矿工的利益，国营煤矿管理者和私人煤矿主的共识是“多劳多得”。在山西大同一国营矿，支架工可以每月收入3000元，机电工则只能收入1500元。造成这一明显级差的原因，就在于煤矿上普遍采用的“向采煤一线倾斜”的薪酬体制。

　　山西煤质出色，矿工的收入因而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在内蒙古某煤业集团下属的6家煤矿，一线工人的月收入为1500左右，二线为1000元左右，井上人员则往往只有500多元。

　　同样，他们的收入也高于周围乡镇的一般人，这正是他们甘于冒险的动力所在。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农村的高失业率，使得采煤成为值得人们羡慕的工作，它的收入水准也就被大大降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规律不同，拿到较高薪水的采煤工并不能因此获得比其他职工更好的社会地位。

　　这些矿的一线矿工们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的队长。这里的矿工们的工资发放中存在着一个叫作“背牛”的概念，即每月都会被队长扣掉一部分，具体用于何种用途，他们却从来得不到解释。在2004年发生

　　这实际是一种在矿区中普遍存在的冒领和回扣。队长向领导虚报下井的矿工人数，以此获得更高的工资总额，而矿工们拿到了较高薪水后，又必须把虚报的部分返还给队长。如果一个矿工想进入高收入的采煤一线，那么就不得不遵守这一潜规则，尽管他们不得不在工作时冒生命危险。

　　这些矿都使用综合采煤系统，一线工人们操作这种机械，利用直径1.8米的金属割轮切割煤层和矸石，噪音巨大，煤粉飞扬。由于井下空气溽热，矿工们常常把呼吸器挂在脖子上，而不是罩在口鼻处。不过与一些私人煤矿相比，这已经是再好不过的工作环境。在大同的后所沟，大多数小煤矿还在使用一些好像多年以前的电影中的道具似的机械。没有传输皮带，没有溜子，“绞车拉煤车”，工人也没有呼吸器。

　　这种做法使得采矿成本非常低廉。一些国营矿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133元／吨，而这里可能只有40元／吨左右。

　　其中一个叫作“前进矿”的私人煤矿采取的是炮采的老方法，即在煤层中打眼，塞进雷管，放炮崩塌煤层，然后向地面搬运。这是一个斜井，在煤层和矿车轨道之间有800米的距离，矿工们在这里使用一种专供拉煤的骡车。由于薪水要按照出煤量计算，出煤又要依赖骡子的体力，因而这些矿工的收入多少实际上是由骡子来决定的。

　　在一个矿井下，我注意到，一个瓦斯探头上的数字显示为1.2，而矿工们仍在如常工作。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当处的瓦斯浓度为1.2%，按照国家的安全生产规定，瓦斯浓度超过1%就应该停工通风。但矿工们对这些数字司空见惯。在一定程度上冒险作业，在全国各个煤矿中都是一种“惯例”。

　　矿区的社会结构还是最传统的那一种。我们曾与某矿区的党委副书记和几位矿工一起吃了顿饭。其中一个矿工，在副书记还是文学青年的年代曾是后者的诗友，有点儿喝多了。“我得跟你反映个事儿，”他对副书记说，“这个事我只跟你说。”然后他开始讲述一些井下不注意安全操作规程的事例。我注意到，这位矿工似乎喜欢“哥们儿”式的人际关系，又认同着官本位的秩序，脸上交织着真诚和讨好的神情。副书记的脸立刻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