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强制执行与房地产黑洞

　　作者：丁玫

　　“执行难”是众所周知的司法难题，房地产(包括物业管理行业)暴利也是公开的秘密。北京朝阳区法院的“强制执行”成为今天首都报纸的头条新闻，在了解与其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现实的过程中，我感到在其背后有着与煤炭产业相似的黑洞和利益链。

　　昨天的《新京报》、《娱乐信报》赫然刊出法警抓捕“拒执行”市民的照片，全副武装的法警用手铐带走尚未穿好外衣的弱女子，可谓触目惊心。加之“堵被窝强制执行”这样刺眼的标题，文中描述的执行现场孩子的哭声仿佛浮出纸面直逼耳边。

　　勉强按捺住内心的愤然，我打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既然我们生活在法制国家，法律依据是比个人义愤更重要的原则。

　　《宪法》条文赫然在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每个买房人都面对着如此的无奈：在买房和住房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无法享有法律上的平等。面对

　　于是，产生过著名的“204”条款，而后在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执行难”的原因中有一条是警力不足。因此许多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的判决无法执行。如果警力不足，是否应该首先执行对社会危害最大的判决案？

　　“执行难”的另一条原因是资产被转移，那么有限的警力为什么不首先用来阻止资产的非法转移？普通百姓没有“三窟”可以栖身，只好束手等待法警在周末的“突袭”。这样的基本事实告诉我们，从房产商到物业商是一条利益链，这条利益链是否延伸到法院不敢妄下断语，但是谁能回答我们的疑问？维护消费者权益的204条款为什么不能纳入合同示范文本？物业管理条款中为什么对业主的权益没有明确规定？——比如，交纳“保安费”应该享有不被盗窃的权益？交纳维修基金应该享有房屋及时得到修缮的权益？欠债还钱，执行本身应该是合法的，公平的。但是，在一系列的不公平的现实条件下，如何通过如此暴虐的执行实现实质的公平？

　　从最近来自司法机关的消息可以看出，最高法院为求解执行难不断推出新措施，新措施中有“加大对不履行生效裁判、妨碍执行行为的司法制裁力度”，但是同时也有“维护执行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包括双方，就是说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维护。这种发生在清晨的“执行”存在以下法理疑问：

　　在民法中，“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那么，有履行能力是如何判定的？新闻中提到一位业主向邻居借钱交付了物业费，也许这位业主明天的饭钱都没有着落。如果已经核实过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为什么不能通过“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的方式执行？既然是民事诉讼，是否首先应该使用非暴力手段执法？

　　执法的“人性化”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即使对触犯刑法的重犯，抓捕时还要回避罪犯未成年的子女，可是欠交区区千元物业费的父亲却在女儿的哀求声中被押上警车。前文提到的向邻居借钱逃过一劫的业主，当时家里只有三岁的女儿。

　　从新闻中看，被拘捕的10多位业主都没有暴力抗法的举动，仅仅是交钱不够主动，有人在答应交钱之后仍然被带走拘留，根据情节轻重显然够不上司法拘留。那么，如此执行的目的是什么？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熟悉的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到了年底，法院在追求结案率，如此轰轰烈烈“执行”，是为了震慑其他欠款人。选择欠缴物业费的业主作为突破口，也决非偶然。可是，看遍宪法和民法，如此执行于法无据。

　　读着首都报纸上媒体对“强制”过程的津津乐道，我为新闻业内人士对普通百姓权利的漠视感到悲哀——很多媒体从业者也是业主，不要以为明天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群中没有你。法院执行向记者开放，看似新闻自由，其实是利用媒体威慑百姓。法院执行看似追求司法公正，其实败坏了政府形象，败坏了司法机构形象。从网上的留言可以看出，此举对于守法教育全无意义。

　　我一直以为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百姓，我经常向来自外地的朋友说：北京是公检法系统最干净的城市。但是，这个信念从昨天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被打破了。虽然我今天安详地住在单位公房里，不需要和房产商、物业商打交道，可是公平是一个脆弱的链条，我不知道是否在某个早晨会失去自由和安详。

　　和谐社会的理想令人憧憬，写进宪法的“

　　一次粗暴执法的“政治成本”，显然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如果没有来自法律本身的强大力量阻止这样的粗暴，社会可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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