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潜规则挑战法律法规

　　本报记者 程刚

　　面对来自“个别市领导”和政府同僚的强大压力，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以个人请辞的激烈方式，表达了绝不妥协的立场。“表面上看，这是张洪钧个人对当地行政环境的一次抗争，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国家法定规则与行政机关内部潜规则的矛盾和冲突。”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杨伟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张洪钧领导阜阳市物价局检查教育乱收费，符合《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当地有领导通过“上收”价格检查权，进而发展到“卡”正常办公经费的拨付，变相阻挠物价局行使价格检查权，则无疑属违法违规行为。

　　合乎法律规定的严正执法为何被不合法律规定的潜规则“打败”？在杨伟东看来，正是物价局的严格执法触及了包括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一个庞大利益体的切身利益。

　　对很多经费紧张、负债累累的中小学校而言，允许为建设“电脑教室”向学生家长收费，无疑是一次绝好的“搭车收费”的机会。学校以种种名目超收上来的钱，可以解决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而学校快速推进“电脑教室”建设，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则是一大政绩。此外，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或明或暗的利益关系，亦促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利益代言人。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惜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家长的利益；主管教育的“市领导”甚至不惜动用一种公权力来限制另外一种公权力。“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当然会维护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利益。长官意志决定了张洪钧抗争的最后结果。”杨伟东说。

　　在杨伟东看来，目前法治政府目标尚未完全达成，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端不上台面的潜规则真正在起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规定，当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时，下级可以提出质疑；如果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时，下级必须服从。“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员普遍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对抗上级。张洪钧是少数坚持原则的官员中的一个。”杨伟东说。

　　“张洪钧事件”经媒体披露后，也有人认为张洪钧“愣”：这种事情哪里都有，他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必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冒险？

　　“如果他选择妥协，那么这起政府内部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压根儿就不会被公开化，而会像以往那样被潜规则和长官意志消化掉。”杨伟东说。

　　杨伟东表示，只要政府存在不同部门和部门权限的划分，就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权限矛盾和利益冲突。以往，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能发挥作用，再加上首长权威的存在，这些矛盾和冲突往往被内部消化，很少公开。旧有协调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法定规则，不够规范，效率低下，更多地依靠长官权威发挥作用。

　　近年来，从李昌平请辞到张洪钧请辞，一系列政府部门的权限矛盾和利益冲突被逐渐公开。杨伟东认为，这表明，我们现有的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处理国家法定规则与行政机关内部潜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了。“这也提醒我们，必须重建政府内部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机制，更多地依靠规则治理而不是让长官意志发挥作用。”他说。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种规则应该能让政府内部各个分立的行政机关做到协调配合，让政府作为一个整体高效运转，同时又能实现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换句话说，一旦某个行政管理部门出现类似阜阳市教育部门的违规行为，这套规则马上就能启动，加以制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指望某个“清官”靠个人良知站出来进行对抗。

　　“这也是从‘人治’到‘法治’的必然要求。”杨伟东说。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切断行政管理部门与所管理行业、行业中的组织的直接利益关系，尽量淡化行政机关的利益色彩。如此，才能在行政效率和实现公正之间尽量求得平衡。

　　有学校既不退款也未公示

　　本报记者 黄勇

　　没有了阜阳物价部门“针尖对麦芒”式的监督，校方单方面的公开退款行为的公正与透明便失去了制度保证。

　　记者日前在界首市一所小学暗访中发现，这所2003年春季开始实施项目的第二期项目学校，经物价部门查实，截至今年初，多收费用近41万元。但今年秋季开学后，学校张贴在公告栏的退款《公示》中，多收费用的数额最终变成了不到6万元，平均每个学生仅退款15元多。扣除的费用包括电脑教室的装修费、电费(没有注明经过任何部门的监督和核实———记者注)近10万元外，还有一项是归还“三期项目欠款”12万多元。

　　但记者随后从权威部门拿到的《阜阳市第三期电脑教室项目学校名单》，却发现上面根本没有这所学校的名字。这完全是一笔无中生有的欠款！

　　而在另一所被查实多收了46万多元的学校，记者连这样的“公示”也没有看到。这所学校的多名家长告诉记者，根本没有什么退款的事情。孩子到底为电脑课交了多少钱，记者采访到的家长中，没有一个能说清楚。

　　记者手记 感谢规则

　　黄勇

　　作为一名关注教育多年的记者，在这一次的暗访经历中，我最大的收获是终于能读懂那些全是一堆枯燥数字的收费档案，和那些以往明知有问题但却没人能看明白的《收费公示》。此前，我也像很多人一样被蒙蔽。

　　我要庆幸几年来媒体对教育乱收费问题毫不懈怠的口诛笔伐，使得全国从上到下对教育收费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游戏规则———“一费制”。如此，让许多乱收费行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无法捉摸。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与阜阳市物价局局长辞职直接相关的此次“电脑教室”建设项目。正因为有关部门在实施项目之前订好了规则，并充分利用法律和行政的框架，让物价部门得以提前监督，才使得发生在阜阳的教育乱收费问题浮出水面，并清晰地、无法辩驳地摆在人们面前，而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的抗争和辞职，也才显示出其悲壮与分量。

　　感谢规则，感谢规则的制定者。感谢他们让失去规则的混乱能够最终大白于天下。

　　我更想急切地告诉大家，在此次事件中，没有了物价部门“针尖对麦芒”式的监督，校方单方面的公开退款行为的公正与透明是如何失去的。

　　这样的现实让我生发出一个发自内心的愿望：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许多涉及民众权利的领域里，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读懂规则、理解规则，进而看透对规则的违犯和践踏。我想，实现这一愿望的前提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建设和完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