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历史中的荣毅仁与邓小平

　　◎李鸿谷

　　1979年，赵丹在世的最后一年。一般认为，此时的赵丹对自己能否再演戏已经绝望。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两年前北影厂厂长汪洋邀请他出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最后关头，他被替换下来，王铁成被决定出演这个角色。在回忆里，王铁成描述那个时刻，“那时，他(赵丹)8点半就去化妆，11点半才化完妆，试完镜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迟迟不肯卸妆”。“没有人忍心通知赵丹被替换的决定。最后，赵丹自己拿了一个包，悄悄地走了”。之后，赵青观察，“赵丹崩溃了。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声地哭。”

　　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赵丹还有过一次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的想象，他问当时中信筹备组成员、金融专家闵一民，“如果有一家外国著名的电影制片厂要和中国电影界合作，中信公司能否为此担任红娘角色，中信能否也投点资以促其成？”20多年后，这个近乎常识的问题，那时，闵一民的答案，“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再一次否定，赵丹于是真的没有机会了。重重困局之下，他把自己的结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管的太死，文艺没希望”。一年后，赵丹辞世。

　　被记录的赵丹的最后想象与结论，一个偶然的搭配，却似一个隐喻。令人叹息之处是，没有了自己生命时间的赵丹与一个新生的机构与新的时代，擦肩而过。

　　1979年，中信筹备组租下和平饭店的房间做办公室。这年8月，赵丹赴京参加文艺座谈会，正好住在这里，“在一楼大堂、电梯、楼道，特别是中午时刻的餐厅，我们会经常碰见他们”。同样是这年8月，闵一民是拿着中组部的调令，从中国人民银行来到中信筹备组的。这位后来成为中信公司常务董事的金融专家，回忆当时，“有一次，孩子们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无意中说起了誊抄的事，他们都很惊异，一个在央行当局长的，怎么干起书记员的事来了？”但是，当时的中信，“人人都是这样从最平凡、最具体的工作干起的。包括荣毅仁。”一般人，包括赵丹，对这家荣毅仁领衔的公司的想象与好奇，多数超过真实境况。赵丹最大的好奇是，“外间传说中信公司的资本全是荣先生一个人出的？”15年后，闵一民完整地描述了当时的资本构成，“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公司初期注册资本是人民币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经过几次和财政部联系，财政部答应先实拨资本金2亿元，但到了实际拨款时，由于国家当时财政困难，又改为实拨1亿元，第一次只拨2000万元，加上荣毅仁个人的存款借给公司1000万元，因此实际公司开业后，真正可以运营的资金是3000万元(财政部在此后三年又分别拨给公司2000万元，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是有赖于1985年前将每年利润免税补充和国家将公司投资企业的固定资金转为公司资本)。”从这种资本的结构来说，“中信完全是国有企业，但公司初建国家资本拨付不足，荣先生以他自己拥有的资金，存在公司由公司营运，过一段时间公司将如数退回给他。所以，这不是他个人的投资，公司资本中没有荣先生的股份。”闵一民当时很艰难地向艺术家赵丹解释这其中的复杂。

　　严格的财务叙述之外，中信早期创始人的“民间记忆”，中信的第一笔投入，来自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中信原董事庄寿仓回忆的中信筹备期，“大概是1979年五六月间，老板领着我们几个到处找房子，公司名称既定，对外打交道总得印个信纸信封，总得花钱买点纸墨笔砚，总得有点杂费开支吧。荣夫人不愧是管家人，她晓得我们的难处，有一天拿出了刚从银行取来的捆扎得整整齐齐的1000元。真是救了急，因为我们刚订印了信纸信封，正掏不出钱来付账呢！”庄寿仓的见证，成为中信后来员工的一个传说，“这1000元称为‘开办费’最合适，没有它，那时可抓了手背”。筹备时期的中信，“交通工具只有两辆旧车，一辆是借来的上海轿车，一辆是花12000买的二手丰田面包车”。就是这辆几经周折弄到的大使馆淘汰的丰田面包车，“也是荣老板用自己的私款支付的”，中信的秦榴甚至发现自己到公司后领的第一笔款子，“同样是荣老板的私人存款”。时任中信行政处副处长的秦榴，最高兴的是，“当时公司领导为我们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

　　那个年代，1979年，使中信能够破土而出以及它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或许远不是荣毅仁能不能拿出令人惊叹的1000万来帮助中信启动营运那么简单。

　　那顿最后以吃涮羊肉结束的邓小平与中国工商界领导的聚会，一般认为是中信公司可以成立的起点事件。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有回忆说，当时邓小平是想单独找荣毅仁谈的，后来决定多找几个人一起谈。当时需要讨论的话题是“解决落实对资本家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结果上看，似乎这不是邓小平的重点。在谈话时，邓小平直接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接下来，邓小平的谈话方向转向了荣毅仁，径直提出了要求——在《邓小平文选》里，是这样的表述:“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形式你自己考虑。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中信公司成立20年之际出版的《我与中信》，刊发了这次会见的记录稿，荣毅仁对邓小平的要求回应说，“我愿意做工作，我才63岁，在80岁以内还可以工作。”更精彩，同样超乎那个时代的见解是，荣毅仁说，“引进技术、外资问题，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注：本文原标题为荣毅仁与邓小平)

　　选择荣毅仁仅仅是邓小平的一时灵感？

　　成立之初的中信

　　荣毅仁的选择

    声明：本稿件为《三联生活周刊》独家提供新浪网，如需转载请与《三联生活周刊》或新浪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