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的选择

　　计泓赓描绘当时的荣毅仁，“他想不通，为什么中央对我那么放心，下面一些人却对我不放心。身为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老是告我们。”看起来，荣毅仁不可替代的人脉资源帮助他渡过了这次危机，“他跑到主管领导家里，力排众议，陈述利弊，据理力争。终于取得了主管领导同志的坚定支持。”从结果上看，中信的此次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稍后，向国外发行债券的“仪征模式”也成为一时风尚。

　　正欲破土而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中信，此次日本发债风波，放在当时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背景下观察，它所面临的压力，又非单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一般舆情。

　　在重新主持中央经济工作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979年3月21日)，陈云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经济工作思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陈云对当时的中国现状十分明了，“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在经过反复讨论后，调整成为当时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决策。稍后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认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时间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和完全积极的方针”。从全局的角度看，《陈云传》里记录当时陈云所了解的中国现实，“陈云同李先念、姚依林谈话。他们告诉陈云:文化大革命中间已经把所有大企业下放给地方，鞍山、大庆等都属于地方所有，中央只有对这些企业分成。陈云问了现在中央财力的情况，他们反映:中央每年只掌握137亿，加上地方分成给中央的大概每年有370亿元，这样中央一共只有500亿元。但是，像粮食部等作为有计划亏损的部门还属于中央，需要由中央财政贴补。”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在这次谈话后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传》记录说:“陈云谈到这个问题。他坦率地说:现在中央手里直接掌握的只有137亿……说着，陈云拱手道:‘我对地方的同志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调整方针的确定，是当时经济工作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仪征项目，也正属于考虑被“压缩、缓建”之列。现实的国情，使陈云非常坚决。1980年底，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汇报有关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设想。这次会上，陈云说:“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样了不起。就是一毛不拔，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这种格局下，重新启动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的仪征化纤厂，显然与调整的大盘子不符。所幸，荣毅仁与中信找到了新路，在国外发行债券，而不动用极其紧张的国内资金。在邓小平倡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下，中信寻找的是一种增量经济的方式，这一努力，在当时复杂的情势里，其价值与意义，在启动之初，未必被足够理解与重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最终促成日本债券的发行，或许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特殊的发生方式。

　　从历史进程来看，站在时间的彼岸观察曾经的80年代，在荣毅仁与中信进行操作层面的市场经济探索之际，邓小平与陈云也在宏观层面思考市场经济。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使用了那个过去被遗弃的词: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官方文献对此的记录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一年，邓小平在特区以及农村承包制……开始了未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破局”尝试。1979年，更早一些时候，陈云亦开始使用这个词:市场经济。与邓小平的风格不同，陈云将自己的思考放在了“计划与市场”结构之中。

　　陈云在1979年春写下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研究提纲里总结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陈云传》的编者分析说:“这份提纲是党内最早的以文字形式论述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文献，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份提纲阐述的意见，在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着怎样的原则和方向来进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陈云的思考与阐述，在整个80年代，计划与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比重，是核心的主流话语。1981年，陈云找到了更具指导性价值的表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1年后，党的十四大终于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叙述这个“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时，首先讲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经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三届四中全会，一直到当年初(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由此而观，中国变化的政策起点，始自陈云突破性的思考。

　　仍然回到历史的现场。在陈云完成自己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同时，也找到了一个更具形象性的概括:“笼子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正如鸟与笼子的关系。这个比喻来自黄克诚，“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传》里统计，1982年11月至12月，陈云三次运用这个比喻。放松一些来观察，“笼子论”所建构的结构关系，对应赵丹的“管的太死，文艺没希望”，无论如何是一种校正与进步。如果又以十四大报告叙述“形成新的认识”过程看，这是一个有限度的变化。

　　第三次运用这个比喻，是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在团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带领下，来到陈云家里。一起去的，还有荣毅仁。陈云阐述说:“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在虽然已经松动的旧有格局里，荣毅仁与他的中信，因其探索与创新性，其运作并非容易，复杂的而具挑战性的仍为不明朗的局势。庄寿仓回忆自己惟一一次拒绝荣老板的任务，也基于这种情势。那也是1982年时，“当时某些地区与行业在引进、利用外资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和后果，国务院指示要开展清理整顿。中信是对外窗口之一，自应遵照执行。当时又有一股小小的风，认为引进错了、利用错了，把某些问题的现象归咎于本质，认为应该停下来清理，整顿好了再进行。荣老板有自己的看法，他从积极的方面着眼看问题，认为清理整顿有必要。但引进外资的大方向不能因个别事件或事故影响而改变。有一天下班，老板嘱我随他到家里，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嘱咐先起草一稿准备向上级写报告”。从事秘书多年的庄寿仓，采取了“拖”的办法……“事隔半年，《人民日报》发表头版社论，大意是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理整顿不久即告一段落。”在这种局势里，计泓赓在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报道《“巧克力大厦”的脉搏——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里，总结早期的中信，“头四年，公司内部每年总要争论方向对不对？争论的焦点之一，既然作为国家引进外资的一个窗口，办成政府机构岂不更好，何苦要搞这吃力不讨好的公司？”计概括那一时期的中信，“在夹缝中生存”。

　　但是，业务的拓展并不能因为在夹缝中而停滞。中信员工梁进回忆中信的海外投资的拓展，“西林公司，这可以说是中信公司(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介入海外投资的标志，同时也是创组中信海外投资部的契机。……不久，大批红木板材自太平洋彼岸源源而来，缓解了国内木材资源的紧缺状况，但随之碰上难题，1985年是进口许可证的限制，几艘木材船漂泊港外，翘首待准。每天光是滞期罚金就损失近万美元。”有限度的变化，与中信相对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冲突。看起来，也可能只有中信这样的公司能够采取这种解决之道，梁进描述说，“官司一直打到最高层方获解决”。计泓赓记录这一事件:1985年5月14日，国务院同意国务委员张劲夫关于支持中信公司在“笼子”内有进口木材经营自主权，而不必归到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的报告，并批示:“不准再扯皮”。

　　类似的冲突在中信收购香港电讯公司20%股权时(1989年)，再度发生。这一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的收购，在国内被相当权威的人士用非经济的方式批评说，“(此举)是帮助英国人抽走资金”。这一时刻，邓小平出来说了一句话:“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们去搞好了。”种种争论，由此烟消云散。

　　借用“笼子论”的比喻，中信公司这只“鸟”在不断地尝试“笼子”宽度与广度的底线。荣毅仁以他特具的中国方式，把握着中信“触线”后的基本生存，并最终与众多力量一道，改变了

　　从中信公司发展的历程与荣毅仁的选择来看，荣对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与足够的克制。当年，中信公司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庄寿仓回忆说，“全国各省市领导人都活跃起来，开始酝酿成立省市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几位与荣老板很熟悉的省市领导直接找荣老板商酌，希望自己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接受中信领导，成为中信在各省市的分支机构”。面对这几乎无法拒绝的热情，出乎意料，“(荣毅仁)婉言拒绝与省市公司形成隶属关系乃至指导关系”。20年后再观察众多的省市信托公司的状况，庄评论荣毅仁当时的决定，“杜绝了很多后患和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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