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刚刚成立之初的中信，当时《人民日报》跑外贸的记者计泓赓的观察，“那时在我联系的七八个口子中，我感到，惟独中信有点‘特别’”——“一，它没有正经的办公地方，只租了和平宾馆的几间房，不像有些部委像样、气派;二，人少，总共十几个，不到某些部委一个处;三，60至70岁左右的老先生多，大都是原工商业者;四，业务新鲜，国际信托投资是啥东西？有啥作用？都是问号。”60至70岁左右的老先生，这是中信荣氏班底的第一部分构成，计泓赓统计的这部分老先生:王兼士(当时75岁)、吴志超(65岁)、徐昭隆(62岁)
、吴光汉(68岁)、雷平一(67岁)、杨锡山(63岁)，这些是荣毅仁从上海请来的;在北京的则是经叔平(61岁)。荣氏班底的第二部分，“叶选基(37岁，在军事外语学校学过西班牙语，曾在驻外使馆工作);王军(38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原在总参工作);庄寿仓(52岁，原在四机部工作)”。荣氏班底的第三部分，则如闵一民那样，“拿着中组部的调令来的”中央各部委官员。即使当时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之位来出任中信公司的董事长，荣毅仁仍然坚称中信公司的任务是“拾遗补缺”，“为了避免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在业务上发生冲突和矛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选择上，凡与中信工作关系密切的部门，都请他们委派董事。”
甚至在筹备期间，荣毅仁——一位党外人士，也在思考中信公司党的组织形式，他的同事回忆说:“他说公司一定要成立党组，体现党的领导，并说已经向谷牧副总理提出了。”
看起来，荣毅仁在操作中信公司问题上，足够缜密，而且慎言慎行。但是，从微观层面观察，公司真正进入实际运作，后来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因素，仍然无可阻挡。在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这个主题下，新的力量开始生长。
财政部在拨给中信公司资本金，中信公司真正运作的开始之际，冲突即已发生，闵一民回忆那时，“当我们在开户银行第一次收到2000万元时，开户银行原定按财政拨款无息账户处理，经过努力争取，开户银行后来同意按企业存款支付月息一厘五左右的存息，这意味着公司第一笔资金2000万元一年可得30万元的利息收入。”闵一民们的努力，完成了对中信企业身份与企业必须追逐利润的“认定”，但是，对这笔息金，即使公司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公司是国有企业就要承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为国家资金增值和承担风险的责任，企业存款收取利息是完全正常的。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公司刚刚成立，还没有开展业务，国家拨给的资本，可算无息拨款处理。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按前者处理。”后来回忆此事，闵一民找到了一对矛盾的关系来解释这种冲突，“这反映在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我们的认识过程”。这件事当然也向荣毅仁汇报了，而当时他的答案，并没有“市场”的字眼，荣说，“按经济规律办，我同意”。
低调、并且定位“拾遗补缺”的中信，一旦进入经济领域，与传统体制的碰撞，似乎无可避免。早期的中信，投资仪征化纤厂与在日本发行日元私募债券，是其最具挑战性的项目。当时中信开发管理部专员潘廉志描述说:“仪征化纤厂是我国1978年引进的(22个)重大建设项目之一。1980年，由于国家压缩基本建设，曾考虑缓建。其实全部引进设备已陆续运到，国内基本建设也已上马，停工将遭致相当损失，而化纤产品又是紧缺物资，国家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纺织工业部找到当年的老副部长荣毅仁救急，荣最直接的反应是，“资金不足为啥不能向国外借呢？”经过周密的可行性研究，荣毅仁提出在日本发行债券。“发行债券”，在中信公司章程里亦有规定，且经过国务院批准。但是中信自己的这个依据说服不了别人，庄寿仓描述当时的一般舆情，“我们奋斗了几代人迎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新中国，手里多少也有些外汇储备，为什么要举债，还要到外国发行债券？”当时，国务院主管领导已经同意中信这一项目，但反对之声愈烈。反对者中相对专业的理由: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但对此，更专业的荣毅仁的分析是:低息贷款往往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而用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可以“贷比三家”，“低息的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自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可一概而论，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取决于决策是否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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