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樯：不要让命运捂住你

　　采访-本刊记者 蒋晔

　　逃避之后，还是要面对

　　记者：《孔雀》里的姐姐特别想去当兵，而你自己当年入伍，也是出于梦想的力量吗？

　　李樯：不一样的状况。高中快毕业时，我特别担心考不上大学。当时，我们班里只有前五名才考得上大学，我成绩不 好，觉得自己肯定是考不上。同时，考大学似乎是命运给你安排好的道路，这让我感到压抑，感觉我的人生受到了限制。同时 ，我特别想离开安阳，所以选择了当兵。可能是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吧，也有逃避的心理。

　　记者：后来你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曾经那么不愿意面对高考，怎么你又去面对了？

　　李樯：逃避解决不了问题。1987年我是文艺兵，工作就是唱唱歌、跳跳舞。那是我人生独立生活的开始。当时生 活很艰苦，冬天没有暖气，很冷。总是需要下基层演出，基层是更艰苦的地方，给山区的战士演出时，满目荒凉，颠沛流离， 像流浪剧团似的。

　　当兵一年后，我有新的感悟：做人必须还是要有文化，我虽然暂时离开了安阳，算是逃离了一个地方，但未来怎么办 ？当兵这个选择依然解决不了未来的问题。原来不想考大学，但是，不考还是不行。如果现在当兵，退伍后慢慢奋斗，或许也 是一种选择，但这毕竟不如考上大学后更捷径一点。如果再不考大学，那么再过几年我退伍后必然回到安阳再找份工作谋生， 那样的话，等于我的人生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小地方。

　　想明白这个问题后，我就决定要考大学。当时，对于报考什么专业也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是文艺兵，似乎理所当然 地应该去报考艺术类院校。听说中央戏剧学院是艺术类院校中很棒的，就报考了。考试时，根本没有人辅导与指点我，也许是 瞎猫撞死耗子，买一本文艺辞典，猛背一通，迅速普及专业知识。专业课的成绩不错，但是，文化课的成绩不好，就被大专班 录取了。

　　记者：考上大学后，是否觉得自己的路顺畅了些？

　　李樯：刚开始，挺高兴的。未来，毕业时，我总该有一张文凭了。但不久后，我就发现：对我所读的这个专业——文 学写作来说，文凭是不起作用的。文学不是一种纯粹技术，不是像理科工科那样掌握了公式与定理就可以循章而行的。写作的 知识来自生活、来自人生，不是有一张文学系的文凭就有了写作的通行证。毕业后，我很迷茫，我写什么呢？读大学前，我几 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当兵时，我狠命地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生活。

　　记者：考大学时你几乎还是处于一种懵懂状态中，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是这样吗？

　　李樯：也许吧。但有一点还是确定的，我清楚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做一名编剧。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看了很多苏联电 影，看多了自然有一种讲故事的冲动。但至于自己究竟能否做编剧，还需要用时间去证明。

　　我不想做堂·吉诃德，与风车为敌

　　记者：1992年，你从中戏毕业了，分到北京战友话剧团做编剧；两年后，你又转业回安阳做编剧;半年后，你辞 职回到了北京。按理说，你有两次做编剧的机会，怎么都放弃了呢？

　　李樯：这问题很多人都质疑过，甚至包括我自己。我在中戏学习文学写作，读了大量的艺术书籍，特别倾向于写一些 私人性的题材，而部队的剧本创作侧重于一些公共题材，我不太适应。我的个性里实在缺乏共性创作的东西，总觉得那些不是 自己想写的东西，内心很矛盾，很分裂的。转业回老家文化局的创作室，别人觉得我是学编剧出身的，到文化局是非常对口的 。我的工作主要是创作民间戏曲，河南豫剧。但我觉得我不会写这些东西。我在大学学的是话剧、电影编剧。我还是想写自己 真正想写的题材，与内心有关的故事。

　　记者：放弃两份稳定的工作后，你是否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

　　李樯：似乎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没有了束缚，可以自由地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了。但在物质生活上，一直是走下坡路 。部队与文化局的工作相对来说是很稳定很优裕的，待遇比较好，可以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在别人眼中，是非常不错的差事。 虽然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自己毕竟还是要面对一些必须的缺憾，那是很残酷的事实。离开部队，我的户口从北京被打回老 家；离开文化局，我成了京漂一族，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与住房。这样，前几年的奋斗在一般世俗意义上，算是白费了。后 来想想挺可怕的。那时可能是年少气盛吧，把个性看得高过某些东西。

　　记者：个性是成就梦想的基础，哪怕暂时缺失现实的定位，也要保全自己的个性，似乎就是“我之为我”的依据？

　　李樯：或许如此吧。人不能什么都要，要得到什么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我放弃的是一种必然，某种确定的生活，得到 的是可能性——你再努力，就可能成为自己要成为的那个人的可能性。

　　记者：那种必然是你所害怕的，或者是刻意规避的吗？同样都是做编剧，写东西，它与你自己的目标很你死我活吗？

　　李樯：虽然同样是编剧，具体创作的剧本题材类型不一样，就几乎是两重天了。我在安阳文化局时，熟人认为我是从 北京来的，肯定有很大的门路。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摸到真正的出路呢。这是很惭愧、很悲哀的事情。

　　我母亲有个朋友，一辈子都梦想拍一部电影。他把用毛笔小楷写得端端正正的剧本给我看，想让我推荐给导演拍摄。 他的剧本写的是古代题材，但不是很规矩的剧本，几乎是诗歌的写法。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心里难受得很。在他眼里，我是 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可以在文化局的创作室做编剧，而我并不以为自己幸运，甚至害怕自己的未来比他更不幸。“他会不会是 我未来的一种征兆呢？”我很悲观地想：“我和他会不会都是堂·吉诃德呢？执著于与想像中的风车斗争，丧失了现实的成功 与欢乐。我非常恐惧自己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见了他后，我实在无法忍受内心的恐惧，坚决地辞职了。

　　记者：辞职时，你确定未来能写出你期待中的剧本吗？毕竟，当时的你没有出过成型的作品？

　　李樯：辞职时，有人如此批评我，“话剧团的工作你辞掉了，文化局的工作你也要辞掉，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写什么东 西，你是不是心比天高，好高骛远？”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号称要成为优秀的编剧，却没有作品问世。在别人眼中，我是一 个莫名其妙、没有人生面目的人。甚至有人指责我是狗熊掰棒子，捡了这个，丢了那个，最终的下场将是什么都得不到。我不 能说辞职时我就那么确定最后的结果是成功，我只能清楚那些我所不要的东西是什么，在拒绝与否定中，尝试着找到自己真正 能做的事情。

　　记者：这类似于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的说法，人一般不能说清楚爱情是什么样的，却很明白爱情不是什么样的 ？

　　李樯：(大笑)对。我对未来有期待，这个期待的实现肯定要通过否定当下的某种现实开始。如果一开始就对现实低 头，就不会有未来的一切了。

　　彻底绝望时，浮躁退场，文字现身

　　记者：回到北京后，你是否就提笔写了？

　　李樯：我是怀着希望回到了北京。但是，具体要写什么我还是不太清楚。懵懂中，我觉得北京的机会多一点吧，可以 让我完成剧本与电影的愿望。先要生存下去，我去一家报社做编辑。后来帮一批学生写了话剧《小王子》，但没有任何稿酬。

　　记者：作为编剧，你有一个很惊人的记录，写《孔雀》前七年几乎没有作品问世？那么长时间不写东西，你怀疑过自 己的能力吗？

　　李樯：当时我房子租在南城，而工作单位在北京北四环。上下班要倒三趟公共汽车，花将近两个小时。一天，路过国 贸桥，看着汹涌的人群，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好高骛远。北京的大街上有那么密集的人群，自己在其中显得那么的微不 足道，我对我所坚持的目标产生了怀疑。那么多人在为了生计而过着飘摇不定的生活，瞬间，我怀疑我是否错了，我是否应该 在话剧团、文化局继续待下去，做着一份安稳的工作。那么多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我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人生到底 是怎么回事，个人与人生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开始探究形而上的问题了。

　　记者：你想过放弃自己的追求吗？

　　李樯：最终没有放弃。我想来想去，发现自己还是只能写作。我觉得我再从事新的行业已经晚了，好像除了写作我别 无所长。1996年后，我又辞掉了编辑的工作，一心一意地写作。

　　记者：你曾说过1997年之后的两年是你最糟糕的两年，你当时究竟是怎么个状态？

　　李樯：那两年时间，我一直在酝酿，在试图创作，却没有成功。这么多年，从1992年开始，我的生活一直处于精 神漂泊的状态。每次春节回家，家人都会问：你今年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虽然我明白自己一直在积累。我一直没 有挣到钱，没有职业面目，几乎等同一个流浪汉。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一直处于对人生、对写作的积累时期，处于对人生形 而上思考的时期，云絮状的思想团在编织它们的样子。表面上，因为世俗意义上各种表征的缺失，我几乎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 人。我的家人认为我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了，他们认为我的生活一直很虚无，我的命运很缺乏安全感，动荡不安。内心与外在 的双重压力使我很焦虑，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我经常处于一种自闭的冥思中。有时，连续睡一个星期觉不起床，暴饮暴食，密 集地看书看碟，似乎睡一个星期不起床就能够躲过什么似的。觉得自己很无用，是一个多余的人。

　　1999年，我彻底绝望了，我一直以为我对北京是怀有贪婪之心的，北京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我要吃它，却无 从下口。1999年深秋，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向家人与自己交代了。我只好告诉自己：这样的生活是在虚度年华。一跺脚， 我又回老家安阳了。

　　记者：跌落到谷底后，是怎样反弹的？

　　李樯：1999年回安阳时，坐的是临时加车，开得极慢，原本七八个小时的火车坐了十几个小时，车上几乎都是非 常贫穷的人，坐这种慢车的人也只能是穷人，农民与民工。我看着他们，脑海里是人生百态。我觉得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被生活湮没的人。感慨万千之余，我还是不甘心，回安阳后跟父母说：北京太喧嚣了，我要回家安静地写东西。父母很高 兴，认为我终于要干正事了。那时，我真的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一定要写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我一直以编剧自居，那么我总 得有部作品啊。不管这个作品能不能被拍成电影，我都要去完成它，也算是给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折腾一个交代。我就这样开始 写起了《孔雀》，三个月完成了初稿。

　　记者：刚开始写不出来，是否是太急于要写了，而忘却了生活本身也需要脚踏实地地去经历？后来怎么一下子就写出 来了？

　　李樯：写作跟别的事情还不太一样。不是想，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做成的事情。要有阅历、要有思想的能力，还要有定 力，更要在文字面前能够忘我。刚开始，我太记得我了，而后来，当经历了坎坷后，沉淀下来，能认识到生活本身比个人的所 谓成功伟大多了，这才能忽略掉那个焦躁的“我”，看到他人的生活。《孔雀》里写的都是记忆中人们的生活，当然有艺术的 虚构在里面。

　　确定自己的位置后，平和地生活

　　记者：有的人看完《孔雀》后，觉得压抑；而有的人感动得大哭；多数评论则倾向于《孔雀》表达了一代人追求梦想 的勇敢，直面苦难的勇敢。很多人猜测那是不是你的自传，认为你是其中的弟弟，而你否定了，你说“我最不可能是弟弟，倒 有可能是姐姐或是哥哥”，或者你是否把你经历中的几种现实与可能分别赋予给他们了？

　　李樯：肯定不是自传，但某些内心经历可能是共同的。在现实的有限与贫瘠前，我最反对弟弟的做法，他取消了自己 的生活。而姐姐可以是我的过去，哥哥的方式则是我喜爱的。

　　记者：写了《孔雀》后，你的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有喜剧、闹剧与正剧。现在，你的生活状态 发生了什么转变？

　　李樯：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较真儿的了。我很平和地生活、工作——有充分的自由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且很顺利 ，跟吴宇森、许鞍华导演都有新的合作。

　　记者：回首过去，你对那个精神颠簸中的李樯有什么要说的吗？或是告诉所有正在追求路上彷徨的青年几句经验？

　　李樯：(笑)你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前，命运无论如何都会捂着你。在这之前，你是不可以妄自菲薄的。你也不可以 自以为是，你只能慢慢地去发现你的天性中能成形的部分，不断尝试去成就它。现在回想，我过去经历的一切坎坷，都是成为 编剧前人生安排给我的课题，怎么面对人生的选择、平凡与不平凡、艰辛与荣耀，怎么认清自己……解决了这些课题，才能跨 越期待中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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