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穆勒：为中国电影发烧

　　-本报记者 许敏

　　碧浪、白沙、阳光充裕，夏末的意大利丽都岛依旧精神抖擞，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新浪之夜”活动在这里举行。人群中，一个须发花白的意大利男人满面笑容，突然，他上前一步在83岁的中国女演员韦伟面前单膝下跪，左手前伸做致意状，右手持杯向老人敬酒。

　　这一意外举动，令在场的中国影人颇为惊讶，也让镜头之外的所有中国人心感温暖。

　　这个“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意大利可爱老头儿”就是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作为国际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与中国有着长达30年的缘分。就此种下的中国电影情结，指引穆勒走上了电影的大道，也打开了中国电影的世界之门。他是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罗马人在沈阳

　　马可·穆勒1953年6月7日出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识中国电影之前，他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穆勒读过意中友好协会的夜校，与大多数欧洲青年接触中国电影从香港功夫片开始不一样，他最早看的中国电影是《地道战》和《地雷战》。

　　1974年，21岁的穆勒来到中国，希望在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研究人类学，却被中国社科院告知这个学科已经终止。最后，他辗转去了沈阳，在辽宁大学研究“群众文艺”。“我大概是中国第一批外国留学生。”穆勒至今为此自豪，他像中国学生一样，习惯把母校简称为“辽大”。

　　“文革”时期的学校大多处于半停滞状态，穆勒用于消遣时间的方式，常常是看电影。“你能想象在那个年代，一个意大利小伙子骑着28大自行车，穿梭在中国沈阳的各大电影院之间，乐此不疲的样子吗？”穆勒至今仍能清晰回忆出当时的情形。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电影，除了“当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拍摄的电影”外，他看到的大多是样板戏电影，“我现在还会唱《红灯记》呢！”惟一让穆勒郁闷的是，“那时候很多电影从头到尾没有演员和导演的名字，有时候就写'集体'两个字，意思是'集体导演'。结果看到喜欢的片子，就不知道导演是谁，还导过什么电影。”当时他对电影《春苗》(谢晋1975年作品)印象深刻，却根本不知道谢晋是谁。

　　1977年穆勒从辽大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待了一阵，并在那里与他的法国同学杜阿梅结婚。婚后他们去了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时文革前的一些中国老电影开始重映，《神女》、《十字街头》、《天涯歌女》等经典老片让穆勒如获至宝，每天要看个三、四部，不过仅限于欣赏。直到他们在一个“很破的篮球场”，通过一架“很破的放映机”，看到了一部“一定是最好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谢晋成名作)”，看完片后，杜阿梅的评价是，“这个老爷子(指谢晋)，啧啧。”

　　从此穆勒开始研究谢晋，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30年挥之不去的热爱。2005年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上，穆勒主编的《电的影子——中国电影1905-2005》被摆在新闻入口处最醒目的位置。书中除了中国百年间优秀电影作品介绍、专家影评、早期中国电影彩色海报和剧照插图外，还有穆勒专门写的一篇介绍谢晋的文章。他对媒体解释说，他认识和喜欢中国电影就是从观看谢晋导演的影片开始的。

　　“中国电影，我把青春献给你！”

　　直到现在，穆勒年年都来中国考察访问，并且每年要看四、五十部中国电影。关于穆勒的中国电影情结，与其有过密切合作的著名导演张元说，“电影最重要的特点是文化，穆勒在中国学习生活了很长时间，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最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本身有感情，所以他才能了解中国电影，能够知道这种情感。”

　　这段不解之缘，也成就了日后世界影坛举足轻重的马可·穆勒，“正是因为中国电影才让我觉得我应该继续把时间奉献给电影，甚至去主办大型的国际电影节。”

　　1978年穆勒从中国回到意大利，开始专心研究电影，长期为欧洲的报纸和期刊写文章，策划电影丛书。翌年他在都灵独立举办了一个"电的影子"影展，搜罗了135部中国老片，中国电影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其后穆勒陆续担任了几个电影节的主席，“利用职权”正式打开了中国电影通向世界的那扇门。1983年的柏沙卢电影节，他专门组织了以香港电影为主题的“亚洲电影面面观”单元。1986年，他刚上任威尼斯电影节亚洲区选片人，又成就了中国大陆第一部参加国外大型影展的影片——凌子风导演的《原野》参加威尼斯电影节。

　　至此，穆勒与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国际著名影评家汤尼·雷恩，形成了中国电影文化向国际推广的强大“援助团”。其中穆勒与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惺惺相惜更传为佳话。他结识张艺谋、田壮壮、陈凯歌等人时，他们还在学校读书。之后每年来中国“省亲”时，穆勒都会去学校看他们，他亲眼见证了这些日后中国电影领军人物的成长。他毫不讳言当年最欣赏的是田壮壮，“他的眼光很独特，有大师级的思路。”那时候他逢人就说：“中国电影一定会重振！”

　　1986年，穆勒亲手将陈凯歌的《黄土地》推荐到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该片获得电影节银豹奖后，他还代替陈凯歌上台领奖并发言。5年后，他又把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带上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银狮奖宝座，该片引起关注后，入围1992年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91年起，穆勒担任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主席10年之久，期间该电影节的金豹奖先后颁给了王朔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吕乐导演的《赵先生》等一些在中国未能公映的电影。1998年他又把中国第六代导演张元的《过年回家》送上了多个世界级电影节的领奖台。

　　去年，穆勒走马上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他向媒体宣称，“到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威尼斯电影节一定会想办法用最美丽的方式来祝贺。”他在今年实现了这一诺言，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或是中国影人制导的总共25部参赛片、参展片、参映片、短片，把62届威尼斯电影节变成了“中国节”。在电影节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穆勒斥资60万欧元修复了“中国电影秘史”单元的15部中国老电影。

　　身为国际电影节主席，对中国电影近乎疯狂的偏爱，使穆勒遭到了意大利媒体的诟病，不过他不在乎。从开幕电影《七剑》的英雄般亮相，到李安捧走金狮奖杯的完美落幕，穆勒沉浸在圆梦中国电影的喜悦中。什么样的快意恩仇敌得过他曾说过的，“中国电影，我把青春献给你！”

　　中国电影人眼中的马可·穆勒(C11)

　　田壮壮 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

　　马可·穆勒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坏人”。他这人特别热情，做事也非常投入，但就是太意大利味儿了。有时候你会经常找不到他，或者答应你的事没有下文。当然这个也不算缺点，可能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挺潇洒的吧。他又是一个中国通，你什么也蒙不了他，所以说他是一个“坏人”。

　　我认识穆勒是1980年左右，当时我一个搞电影的香港朋友跟穆勒一起在都灵搞一个关于中国老电影的大型活动，特别轰动，在世界引起关注。他们来北京做筹备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穆勒。那时我还是学生，跟张艺谋、陈凯歌是同学。他差不多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在电影方面遇到的第一个西方人。

　　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直到我拍《盗马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片子送去威尼斯电影节，并且向贝特鲁奇推荐了这部片子。但当时我还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就没有寄去。那是我们第一次工作上有交往，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在做电影节，那之后差不多每年都有往来。后来他做过各个电影节的选片人和主席，虽然我们工作上一直没有过合作，但他每次来中国都会来找我，就像好朋友一样，他会问我一些中国电影的事，我也会帮他推荐一些中国电影，还请他看。

　　他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怎么说呢，这么多年，跟政府也是风风雨雨的，但作为此君来讲，对中国电影贡献重大，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的推广。当时有几个人，澳大利亚的白杰明，还有英国的汤尼·雷恩，再一个就是穆勒，这几个人一直在推广中国电影。有人说他们是吃中国电影饭的，其实这么讲是狭隘的，他们是一直在做中国电影的推广。从心理上来讲，他们的确也是很喜欢中国电影的。

　　我觉得归根结底吸引穆勒的还是中国文化。他在中国读书时看的都是二、三十年代的电影，都是非常精彩的作品，当时那些电影可以说是震惊世界，不可能不吸引他。后来第五代的产生和整个中国电影的崛起，是从80年代他们接触中国电影到90年代，这段10年的时间，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特别辉煌的时刻，所以穆勒会很喜欢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做事，这是非常正常的。

　　穆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电影有自己的态度和原则，他对电影本身挺有自我的判断，不会去追随电影的“政府风潮”，或按照风潮的要求去衡量电影的优劣。

　　张元 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

　　第一次见马可·穆勒是在1990年，我刚拍完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在香港电影节上遇到了他。那时候他是意大利庞萨罗电影节的主席，过来参加香港电影节并且选片。我们一起看电影、聊天，电影看完后就成为好朋友了。

　　从我的第二部电影《北京杂种》开始我们有了最早的合作，虽然那部片子他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确实是给了不少帮助。那时我们接受了法国的南方基金赞助，在法国进行电影后期制作。穆勒当时已经是瑞士洛加诺电影节的主席，他向意大利贝纳通全球电影制片公司推荐了我们，《北京杂种》因此得到了贝纳通公司的赞助。最后这部片子获得了洛加诺电影节特别奖。

　　1998年我拍摄《过年回家》时，他正式担任了制片人。除了电影节主席，他同时担任很多影片的制片。他自己有一个电影公司，专门制作一些艺术性较强，或者是他欣赏的导演的影片。例如伊朗电影《黑板》(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斯洛文尼亚电影《无主之地》(200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等。今年我的新片《看上去很美》还是由他担任制片人。

　　我眼中的马可·穆勒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可以说，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他选择了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12部影片参加电影展映单元，其中就有我的《妈妈》。在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之际，选择这么多的中国电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推出，而且花很多钱把一些中国老片重新制作、整理，这些都是大家看在眼里的。

　　很多中国电影导演，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的很多电影都是他推荐出去的。当然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他也非常支持，除了我，去年做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期间，他还选择了贾樟柯的电影。身为一个电影节的主席，最大的特权就是可以选择他所喜欢的影片，选择他欣赏的导演。在这些方面，他有他独特的眼光和敏锐度。

　　程青松 影评人

　　我与马可·穆勒没有接触过，知道他也是这几年，尤其是他到威尼斯做电影节主席之后。

　　其实西方的电影评论家对中国电影评论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各自讨论的电影不是一个范畴内的东西。马可·穆勒同样是一位向国外观众介绍中国电影的著名影评家，影评家的眼光对还不广为世界观众知道的中国电影来说，是很有影响的。不过，我想说得更准确一点，即使如此，他的眼光也仅仅代表他个人的眼光。不代表全世界的影评家。

　　至于他所说的“文革”时期电影的所谓“集体导演”，实际上，导演的创作是为政治服务的，个人的创造性不允许突出，个人的作用就是革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我想他指的还主要是样板戏电影，是违背电影美学的一种全面为政治服务的电影。那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的产量极其少，在很长的时间里，观众只能看到8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对马可·穆勒而言，也许他的童年曾经经历了法西斯政府统治的时期，所以他能理解那样极端的电影。但是，他是否完全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荒谬年代的经历，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孔雀》，他能懂得里面的人物的内心吗？西方人对“文革”的理解和中国人对“文革”的理解，肯定是有偏差的。

　　今年是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有特别的介绍和专题放映。我想，这不是一个个人所能决定的。不过，仍然感谢马克·穆勒把中国电影介绍到国外，这是一个影评人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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