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现实中的志愿者(图)

一年级的教室，3个学生共挤一张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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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更全面理解志愿者三个字的涵义，矛盾可能会小很多”；“我们要慢慢来，不能太急”。宽容、耐心、求大同存小异，被更多人所强调

　　东竹林寺活佛顶巴吉才说，迪庆藏区有些藏民连藏语都不会说，看起来就像汉人。

　　受文化交融影响，迪庆藏族自治州只会说藏语而不懂藏文的藏民超过了九成。作为藏

族文化传承载体的藏文字，在迪庆正在消弭，只有少数公立学校开办有藏文课程，官方文件的正文都是汉文。

　　而美丽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近两年，这里才实施中小学“三免费”教育，今年则降为“两免一补”：免书费、杂费，补助生活费。即使这样，还是有贫困孩子上不起学。

　　德钦县4家藏文慈善学校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下出现和壮大的。县教育局副局长曹品刚说，它们丰富了当地办学方式，减轻了财政负担，也受到部分群众的欢迎。但这些学校都没有办学许可证，这直接影响着官方监管的效果。

　　这种情况下，李逸杭觉得身为志愿者，应该代表捐赠人对学校进行监督，而不是只满足做一个支教老师，但当校方拒绝这种监督并有恃无恐时，志愿者应该把真相说出来，以不辜负社会爱心。

　　随着3名志愿者的联名指控，不仅仅是大众慈善学校遭受到信誉寒流。一些人因此担心孩子们就此失去藏文化教育的更多机会。于是，在力挺志愿者的强大声音中，有人发问：在对立、推翻之外，有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我相信他们所说，因为很多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如果能更全面理解志愿者三个字的涵义，矛盾可能会小很多。”北京女孩卞文说。2004年秋，她首先在大众慈善学校支教。她的潜台词是，她不会像他们那样激烈。

　　志愿者马骅事件之后，

　　“我以为志愿者是公众角色，他们不是在为自己做事，而是在帮助或者辅助当地人做，这样理解有助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好恶，避免理想扩大化，否则既让自己沮丧，也容易和当地人起矛盾。”卞文自称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那时她也看到了她的继任者不满事实的一部分，但自己更愿意把这放在当时当地的复杂背景中来看待。“她是这么多志愿者里相处最融洽的。”尼玛说。

　　在与普利学校的老师相处中，张乔阳一直注意说话的分寸，生怕给他们一种指手画脚的印象和压过他们的优越感。“我必须正视双方在知识文化上的差异，平等地与他们沟通，我不是施与者，我们是互助，是合作。”2年来，她觉得自己与学校共同成长。

　　一个普遍现象是，志愿者觉得自己舍弃城市生活来到穷乡僻壤做善事，容易生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并把它放大，转而苛求被帮助方的道德。北京义工王心阳认为，做半年一年与做一辈子是两回事，对当地的一些不规范之处，志愿者应学会宽容、平和地对待，求大同而存小异。

　　“雪山下的人性就一定纯洁吗？这样要求是否泛道德化？实际上，随着游客蜂拥而至和商业负面文化的入侵，景区原住民的淳朴心态正在发生改变。从另一角度说，越是穷乡僻壤，当地既得利益者越缺乏现代游戏规则意识，就越抗拒外来力量的监控。”丽江一名旅游界人士如是说。

　　在他眼里，许多志愿者与学校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是农耕社会与市场社会、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冲突。

　　张乔阳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要慢慢来，不能太急”。在她的酒吧里，她目睹过一些志愿者因对学校心生失望，有时会扔下课程跑到雪山下散心。

　　有人问卞文，3个月的支教改变了什么？她回答，只要有价值，做比不做强。王心阳说，有了这所学校，一些孩子的童年就不用在山上放羊了。

　　“国际大机构做慈善硬体投入时，很懂得求大节、舍小节的道理，只要大方向没错，可以容忍三成的资金被吃掉。这是一种对现实、对人性的妥协，但值得志愿者学习借鉴。”一名熟悉NGO运作的人士说。

　　张乔阳的建议是，保持谨慎的怀疑，合理的监督，全力的辅助，不失希望和信心。

　　“那里海拔3400米，天特别蓝，云特别白，小溪从雪山而下流经学校旁，孩子们的脸好像总洗不干净，笑容却那么动人。我曾以为我找到了理想之地，但现在我不敢再回去了。”

　　广东珠海女孩李逸杭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腹地的德钦县大众慈善学校做了5个月志愿者老师后，因与校方产生矛盾被“请”出学校。随后，另两名志愿者也先后主动离开。最终，他们在网上集体“反水”，联合指责外界的捐赠没有被好好使用，学校管理混乱，而且校长有私吞部分善款的嫌疑。

　　3名志愿者的联名指控使靠捐助维持运转的大众慈善学校遭受到办校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在力挺志愿者的强大声音中，有人发问：在对立、推翻之外，有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实际上，在类似于“香格里拉已经不在”的网上惊哗中，被怀疑的不仅仅是这所学校，被呼吁的不仅仅是制度管人，而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奔赴边远地区的背景下，志愿者的理想主义该怎样与现实对接，则更是一个新鲜而务实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