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行者杨镰 耗费20多年追踪罗布人

　　杨镰耗费20多年追踪在罗布泊这样一片逐渐被人类遗弃的土地上栖居过的罗布人，求索清朝时期流放于乌鲁木齐的越南王公的存在证据；寻找在甘肃河西走廊祭奠80多年前令听者无不丧胆的国际大盗黑喇嘛丹宾的神秘访客……不停地行走在被流沙一次次掩埋的中国西部

　　-本报记者 徐海屏

　　在民间，杨镰的身份是考古专家，西域史专家。

　　2005年3月杨镰发现了只在楼兰古城发现者、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游记中有所记载、却已无人知道具体所在的“谢别斯廷泉”。

　　在瑞典学者贝格曼发现罗布泊小河墓地70年之后的2001年1月杨镰重新发现这片号称“西域探险史上最难解的古迹”。

　　然而杨镰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做考古的，我是做文献研究的，西部探险史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杨镰的确切身份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镰的学生也都从事着这个方向的研究。就在记者对杨镰的采访之前，他的学生打来电话询问老师一个古字的确切发音与用法。

　　身处一个本应该埋在故纸堆的专业，杨镰却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不停地用自己的步幅丈量着西域的时空跨度，完成着一次又一次对中国西部具有人文内涵的再发现。

　　《黑戈壁》

　　20年的考察，2个月的写作

　　今年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黑戈壁》·杨镰作品研讨会”上，有人指出这部作品的成书时间太过仓促，从2005年4月开始，仅用了两个月便提交了20万字的成稿，同时他还完成了一部74万字的学术专著。 在这个学术风气浮躁的时代，这样的写作速度无可避免地被诟病为“粗制滥造”，然而，在杨镰将这些方块字落实到纸上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用了30多年的行走为这些作品拟好了成熟的腹稿。

　　杨镰是2003年10月“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科考活动的负责人与领队。对他个人来说，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在这次考察中重新发现20世纪20年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所记述的“谢别斯廷泉”。

　　这眼泉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一个政治身份——“中蒙边界的第496号界桩”。当时与蒙古国划定边界的谈判中，蒙古国提出的地图显示黑戈壁的大部分区域是在喀尔喀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辖区，最终我方以《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为依据，地图标明两国的界线是从“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克”(即“谢别斯廷”)的北面通过。因为这幅路线图早已是国际公认的著名地图，因此最终中蒙的国界在这一段以泉为“界”，1962年12月26日，中国与蒙古国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

　　由于行程缩减两天，杨镰只能尽力完成科考队的任务，发现“谢别斯廷泉”的愿望延迟了两年才终于实现。然而那次科考活动却给杨镰完成另外一个发现的契机——在河西走廊马鬃山附近出现了祭奠20世纪初人称黑喇嘛的丝绸之路国际大盗丹宾的痕迹。方圆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面被改造成一个特殊的“碑林”，有人用黑石在戈壁滩地上以蒙文和汉文美术字嵌写“敦煌天杰”等祭文和祭奠日期。祭奠地位于一片荒废的城堡，这片城堡被确认为黑喇嘛的据点——碉堡山。

　　求证黑喇嘛迷踪

　　北京知青杨镰1969年插队新疆，从牧民嘴里第一次听说了黑喇嘛。黑喇嘛丹宾坚赞，民国年间被苏联与蒙古“红色政权”驱逐到中国河西走廊一带，带领一支队伍，搅得苏联和当时的蒙古与中国接壤处鸡犬不宁，致使新疆、内蒙、青海、甘肃一带妇孺老幼“谈黑色变”，将其比喻为“丝路罗宾汉”、“魔鬼黑喇嘛”。当时甘肃与新疆的交界区域流传着一首民谣，“说话的猛兽，奔走的石头，唱歌的沙丘，凝固的河流”，这说话的猛兽便是丹宾。西北4省曾不遗余力抵御防范，均收效甚微。

　　然而1924年前后丹宾在中蒙边境的神秘消失令丹宾本人与黑喇嘛这个称呼日复一日地被异化为一段传说。杨镰做知青的那个年代，西北居民常会拿这个名字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他们不说“狼来了”，而是“黑喇嘛来了”。

　　“在军马场的生活太闭塞，太单调了，还有什么比黑喇嘛这些传奇故事更有吸引力？”

　　在哈士纶、斯文·赫定、拉铁摩尔、列里赫这些20世纪初来自于欧洲的西域探险家们的笔记与著作中，黑喇嘛丹宾的存在是真实的历史，然而四、五十年之后，却没有人能找到那些探险日志中所记载过的、足以证明丹宾存在的城堡遗迹。找不到这些留下来的遗迹，再多的文字记述，乃至俄罗斯与蒙古国公开丹宾被刺档案，以及保存在圣彼得堡一座彼得大帝时期的建筑物内、浸泡在编号3394的玻璃器皿中头颅的图片，都似乎无法将这个传说彻底还原为历史。

　　2003年10月，当碉堡山和那片祭场出现在杨镰面前时，除了兴奋，留在杨镰心里的是一个更大的谜。一个20多年没有找到的地点，根据祭文的落款来看，有人先于自己7年便准确地找到了这片传说之地。对于杨镰而言，这个发现解决了他20多年的疑问——黑喇嘛是传说还是历史，却又抛给他一个更难求证的问题——黑喇嘛究竟是什么人？是前苏联的档案馆中的那个需要清剿的匪首，还是神秘祭奠人心中的“敦煌天杰”，或者是欧洲探险家笔下那个一人千面的“大黑天神”复仇者？

　　接下来的两年中，杨镰在工作之余钻在文献中求证丹宾的身世，寻找可能提供那批神秘祭奠者的信息。2005年春节后，当杨镰准备动笔的时候，看着当时拍摄的祭场图片，他觉得还是没有最充实的资料来证明猜测。

　　对于这个20岁就离开家远赴边疆的行者来说，他“从来也不缺少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而只缺少行动的理由”。照片中娴熟的蒙文，标准的中文美术字，从右至左的书写习惯给了杨镰又一次行动的理由。“清点了一下手头上(家里)有多少可以动用的资金”，几天之后，春寒乍起的时节杨镰又到了碉堡山脚下。与碉堡山所在地的甘肃酒泉马鬃山县政府取得联系，杨镰获得了更加能验证自己猜测的信息——祭文的落款时间恰好大致在中蒙边境放开期间，此后，再也没有人留下来访的蛛丝马迹。至此，杨镰对黑喇嘛已经有了自己的结论。

　　《黑戈壁》讲述的正是杨镰对这个答案的探寻经历。对于他所仰赖的西域探险游记而言，如果说斯文·赫定他们是旅行的见证人，那么杨镰就是用“一个偶然而又重要的发现”来“为这些素材绘制了一张完整的地图”。杨镰告诉记者，他想做的不过是试图说明正史文献之外，流传在民间了另外一部真实的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历史，我想写的是那些活跃在我们身边的，伴随我们成长的历史”。

　　10年牧民生活

　　34次重返新疆

　　对杨镰来说，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是以边疆牧民的身份度过的。从小在北大大院里长大的杨镰在20岁离开北京的时候，行囊中分量最重的便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风靡中国的欧洲探险家撰写的中国西域探险游记。

　　10年贫瘠的知青生活令杨镰将这些游记几乎倒背如流。身处西域阅读西域的传说，这种生动的体会消解了知青生活的悲苦，欧洲探险家们通常以年代计算的考察周期在杨镰心里展开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西部，“在茫茫戈壁掩埋之下的那些等待着探索者的古老文明”将杨镰的心思从此留在了中国的西北角。

　　杨镰告诉记者，在做知青的那段岁月里，将《我的探险生涯》(即《亚洲腹地旅行记》)从新翻旧，从旧翻破的过程中，他和自己做了一个约定，“走遍中国西部与20世纪探险发现有关的所有地点”，更确切地说是走遍斯文·赫定探险日志中出现过的所有地方。

　　结束知青生活之后，杨镰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或许是誓言在心，或许是“回到北京，才知道新疆是什么，西部是什么”给杨镰的行走冲动，1983年，刚开始社科院研究生活的他在《当代》发表的《走向地平线》获中篇小说奖，稿费之外还有800元的奖金。杨镰拿着这多出来的800元立即重返新疆，骑自行车或者搭便车完成了一次环游塔里木。

　　从那时开始，杨镰“寻找各种理由重返新疆”，至今已返疆34次。除了一个叫做“六十泉”的地方，喀剌敦，小河，楼兰，丹丹乌里克，额济纳，黑城，谢别斯廷，明水古城，马鬃山黑喇嘛要塞这些斯文·赫定书中的地理名词逐渐化作杨镰脚下的土地。如果条件允许，明年杨镰便要完成当年“六十泉”这个青春誓言的最后一站。

　　杨镰在探险圈里的名望，使他已经很少有机会单独出行，很多时候都是应《中国国家地理》、《探险》、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带领考察队前往探访在20世纪初被欧洲探险家们发现过却重又被动荡的历史所遗忘的中国西北角。

　　能够刺激他继续付诸行动的是一如既往对“发现”的渴望。

　　与新疆相比，年轻一代更热衷于行走于西藏，作为一个“资深”行者，杨镰当然不会错过对西藏的探访。早在1980年，尚没有几人听说过西藏古格王朝的时候，杨镰便寻访过古格城堡，然而浓重的西域情结令他并没有在西藏作过多地停留。杨镰说新疆有一种魔力，“你越了解他，你越觉得自己不够了解她”，第一次行走你会有所发现，第二次行走便可能推翻你的发现，第三次可能会有一些契机将你引向另外一条道路，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片土地为你提供了多元的文明史，对于以“寻找失落的文明”为工作理想的杨镰而言，这样多元的文明存在总能令他产生如入宝山的感觉。

　　杨镰是一个理性的探险者，他说余纯顺的探险生涯是要彰显人的力量，而他则是为了发现被流沙掩盖的历史，然而他们的行为同样都是“证实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可以通行的禁区，没有永远不会变更的道路”。

　　拿生死作筹码的迷路补偿给杨镰的是他久觅不得的黑喇嘛据点碉堡山，埋在心里34年的一个历史谜局突然在这个发现面前撕开了一个裂口。而当时考察活动中杨镰原本计划寻找的“谢别斯廷泉”却是在两年后寻访黑喇嘛城堡时，在河西走廊马鬃山向北120公里处找到了那个枯草的淹埋下仍然旺盛的泉眼。

　　杨镰式考古

　　人文探险

　　有人说杨镰的作品太富传奇性，杨镰说那是因为西部的生活就那么“神秘深刻而且出人意外”，他所作的只是将他看到的，无论是文献中的，还是实地考察所见忠实地讲述出来。也因此，杨镰将发现西部的过程称为“一个漫长曲折又充满激动人心往事的过程”。

　　斯文·赫定在“像月亮上一样”没有生机的流沙、碱滩中遇到后来被称为“东方庞贝”楼兰古城的兴奋与震撼，也同样贯穿在杨镰这30多年的学术生命中。斯文·赫定说过，他之于楼兰就是一个“中断了1600多年的第一个来访者”。在20世纪初那段欧洲对中国西部考察热潮中断之后，发现西部的历史又重新被流失的时间覆盖了起来，像楼兰等待斯文·赫定一样，像谢别斯廷泉等待杨镰一样，更广大更久远的只在或新或古的史料中出现过的西部在等待着更多的“第一个来访者”。

　　在杨镰心中，发现西部“如同一扇闭得死死的大门，被一个傻里傻气的人，硬是推开了一道缝隙。最初，出力气的人看不清他将面对的全部事实，但他鼓足勇气向前走去，终于为他身后的人留出了观察秘境的通道。”同100年中来来往往的一批批西部探险家一同，杨镰按照自己的方式将这扇门的缝隙推得更开了一些。

　　过两天，杨镰又要出发了，这一次不是探险，而是专程去看望一位老朋友。1984年，杨镰在考察途中结识了罗布后裔热合曼。出生于19世纪末，如今已108岁高龄的热合曼老人当年带着杨镰寻找他们逐河而栖的遗迹，从而给他展现了人类出入罗布荒原的活标本。与热合曼的结识，正是杨镰10多年后完成了《最后的罗布人》一书的契机。不久前热合曼摔伤住院，老人托罗布后裔目前所在的若羌县米兰镇镇政府转告杨镰，希望杨镰能再捎给自己一本《最后的罗布人》，因为自己早先的那本被别人借走没有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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