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选择赵启正

　　为什么会选择赵启正

　　1998年，赵启正调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在新闻办工作期间，他力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制度化，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从无到有。

　　赵启正被外国媒体称为“浦东赵”、“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屈指论客”、“中国的形象大师”。

　　“浦东开发时他表现出的头脑和办事能力，在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任上，他更是成为中国政府的名片。”喻国明说，“他自己有一个判断，要为中国新闻事业做点事的话，选择人大新闻学院是最好的基地和平台。”

　　喻国明表示，赵启正确实肩负了很多工作和社会活动，但是按照他的风格，要做什么就要做好，不是很虚的，既然答应了，就愿意花很多精力来治学。

　　专家分析，人大新闻学院的学术底蕴和该院一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是赵启正选择该院的重要原因。

　　喻国明说，从学科发展来说，传媒实践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开拓精神和国际视野，这个时候链接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领导能力的院长是最好的选择。

　　在采访中，“资源”两个字成为人大方面并不讳言的关键词。

　　“人大看重赵启正，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资源，而不是物质资源。要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新闻学院教授陈立丹说。

　　喻国明评价说，赵启正和其他官员卸任后入驻高校的模式不一样，“不是一个纯粹的官，他对中国问题有着很深刻的思考，新闻学院的师生是很有期待的。”

　　从官员到学者“现身说法”

　　一些中国官员退休之后开始主动脱离官职，选择了学者作为自己的新身份。

　　外界也多把赵启正称为学者型官员。而与其说是官员，嗜书如命的赵启正更像一个学者。赵卸任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他在上海有80箱书，是那种装电脑的标准箱，“我的一大苦恼就是书没地方放。我一天不看书，就好像一天没吃饭。”

　　那段时间，赵启正同时在读三本书:一是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二是中国作者单纯写的有关宗教哲学的书，“这本书写得非常有水平，可惜识货人不多”;还有一本是最新翻印的1900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叫《新渡户稻早》，是研究日本文化缘起的。“了解他们，好和他们对话啊。”

　　“我跟赵启正比较熟，听过他在国际场合的讲话，他批驳及澄清某报告在核武器制造等方面对中国的歪曲和攻击，不是喊一般的口号，真的是学者型官员。感觉他研究得非常深。”一直关注赵启正对外工作表现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实际上，马振岗本人即经历了从高官到学者的转变。他是中国驻英国前大使。马振岗表示，在外交系统，很多高官退休之后选择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原先的同事，中国驻法国前大使、现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马振岗说，“我们退休时都经历了从官员到学者的转变，我是63岁，吴建民是64岁。”

　　他坦言心迹，做了一辈子政府工作，长期受祖国和人民的培养，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不从事一线以后，还想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事情。60来岁是工作经验最丰富、最成熟的时候，虽然受退休制度限制，在一线不可能继续工作，但可以在二线继续发挥作用。

　　“老伴说我比当大使的时候还忙，这个礼拜已经开了五个多边和双边的对口会谈和研讨会。虽然忙，但乐在其中，精神状态特别好，能为国家做点事，比闲着好，同时自身也能跟上形势和时代发展，不会落后。”马振岗说。

　　马振岗认为他们从官员到学者的变化比较自然，他一下用了五个“更”来概括变化，“所面对的领域和研究更加开放和深入、更超脱、更前瞻、更有建设性、更有助于了解各方面人士的真实想法，提炼一些思想和建议。”

　　另一个比较成功进入学界的人是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就任外交学院院长后,吴受到了校内外的极佳评价。当了外交学院院长后,他最想为学生上的就是“交流”课,因为“这方面很薄弱”。而他觉得,在走向世界时,学会与人交流,学会与人沟通,不大叫大喊而使人信服,显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