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即使国储铜风波“坏事变为好事”

　　自从1996年外号为“5%先生”的日本住友商社首席交易员滨中泰男因为从事铜期货交易，而让住友商社巨亏40亿美元以来，国际期铜市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关注。而这次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刘其兵的中国交易员和中国国储局。尽管国储局否认刘其兵为其雇员，并表示刘其兵的交易行为与自己无关，但国储局近期高调抛铜、罕见地宣布自己储备有130万吨铜以及向国务院申请出口20万吨铜，则很容易被市场理解为中国试图围魏救赵，意欲通过打压国内铜市，进而拉低伦敦铜市价格，以便解救被套的空单。

　　国储可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由此而论，目前期铜市场所进行的，便堪称是一场巅峰对决了。而且，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国储局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中国力量”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问题上的发言权将得到极大的提升。那么，“坏事”能否真的变成好事呢？

　　舆论认为，国储局是政府机构，没有交易资格，不是交易主体，刘其兵的交易的确有很大的可能是没有得到授权的个人行为，那么国储完全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最后的损失只能由做多的国际基金们承担。即便国储由于各种原因而承担此次交易的责任，但由于国储握有高达130万吨的铜储备，国储也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后的结局可能有两种。一是国储通过一系列行动，终于将国际期铜价格打下去，那国储无疑是最后的赢家，而跟空者也会获利。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国际基金强大的资金支持下，国际期铜价格最终仍旧维持高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储握有大量的铜储备，因而完全可以完成交割。而这并不是国际基金们所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做期货的目的只是投机获利，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消化20万吨铜，所以在实行交割之后，他们只能反向做空，而国际铜价也就会在暴涨之后又和以前一样很快迎来暴跌。所以，国储虽然因为完成交割而承受了现货和期货价差的损失，但因为国储这么大的铜储备极有可能是在前两年铜价在低谷时所购，而按期货价格交割可能也还会有盈利。而且，由于交割之后国际铜价很可能会暴跌，那时国储完全可以在市场上以更低的价格购进所需要的铜。从这一结局来看，国储也会是最后的赢家。

　　此次事件可能成为中国夺取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的起点

　　如果这次事件真如我们分析的那样发展，国储成为最后赢家，那么本次风波便会给国际炒家以极大的威慑，使其不敢再随意与“中国因素”作对。而且，这很可能还会成为“中国力量”崛起于国际商品衍生品市场的契机，成为中国夺取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新起点。如此，由刘其兵引发的这次风波便真的转化成了一件好事。

　　当然，由于当前还有很多疑点没有得到确认，所以事件的最终结局很可能要等到12月中下旬才会见分晓。所以，盲目的高兴还显得太早。我们认为，除了在这次巅峰对决中把握最后胜出的机会之外，我们如今急需做的还有一件事，那便是，即便国储成为了最终的赢家，我们也还是应该深刻反思本次风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国际期货市场做空头？

　　应该看到，如果这次国储真的成为最后的赢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握有超出市场想象的铜储备，可以无所顾忌地抛出去，一旦这个前提不存在，而我们确实有20万吨的空单的话，则所有的美好设想都将不成立。

　　而在当今的中国，这个前提恰恰是最不常见的。

　　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都将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

　　近些年来，

　　可以看出，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参与国际期货交易却选择大肆做空就成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们是要大量进口的，在此前提下大肆做空，如果价格真的下跌，我们当然可以既在期货交易上获利，也可以在现货交易上得到实惠，但如果价格上涨，我们则不但在期货上会产生巨大的损失，在现货交易上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投机行为，如果某个企业或个人从事这种投机交易，我们还可以理解，但如果国家的相关机构或其代表也这样操作，则是不应该的。

　　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天然多头

　　而且，因为我们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操作基本上都是委托当地的经纪公司完成的，因此别人对我们的买卖方向一清二楚，所以每次我国买家入市采购，都会引发国际基金蜂拥入市抬高期价。所以，在此背景下还一味做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这只是刘其兵的个人行为，则国储局就该深刻反省其对个人的“失控行为”。不管问题出自个人还是机制，都需要做出深刻反思。

　　笔者以为，除了要认识到在转轨过程中我们还有许多“监管真空地带”，我们还需要确立“当今的中国应该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天然多头”这样的基本观念。因为在做多的情况下，如果价格上涨，则虽然我们在现货交易上会受到损失，但在期货交易上的获利足以弥补这些损失；而如果价格下跌，则虽然我们在期货交易上会产生亏损，但我们在现货交易上却会得到实惠。这才是真正的套期保值，只有这样操作才能实现我们进行国际期货交易的目的。如果我们这样操作，国际基金的能量再大，也很难对我们产生威胁。

　　当然，这样操作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风险，比如如果期货价格已经高得离谱，或者我们国内的经济出现重大调整，对相关商品的需求量大大下降，都可能使这种操作产生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操作上也要讲究一定的灵活性。但不管怎么样，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做多都应该是我们的首要选择。如前所述，这也是由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必然选择，而且也应该是本次风波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观念转型。

　　□郭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