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言天下
唐昊
日前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深圳将宽容改革创新失败者。即在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只要
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可予免责。(详见11月20日本报报道)
深圳今次即将出台的该“创新条例”，抓住了目前体制改革上的关键所在。因为就当下的发展环境来看，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优势已经越来越削弱的条件下，体制创新日益成为深圳市、乃至整个广东省进一步发展的生命线。我省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集粗放型增长与外源型主导于一身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同时更需要从外源型经济为主导转向内、外源经济协调发展。这就必须依靠体制创新。
因此，深圳鼓励创新的条例的出台，用意极佳，效果可以期待。但对于单凭鼓励创新是否就能够达到体制创新和体制改革突围而出的目标，笔者还是有所担心。目前阻碍体制创新的有两大阻力:一是思想观念不开放，二是部门利益集团化。前者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后者却是一种在中国各级政府改革的过程中都会多多少少遭遇到的普遍问题。事实上，在真实的体制创新过程中，部门的利益集团化使得许多大家明知是利国利民、增强政府效率的创新改革举措在现实中推行不下去。
去年两会，省人大代表曾就公共财政问题询问省财政厅，面对四个政府机关幼儿园共需要财政拨款2000万元的问题，人大代表非常不满，认为“公共财政用来养公务员是应该的，但公务员的儿子、孙子也要纳税者来养吗？”但在今年的两会上，人们发现，今年仅一个幼儿园的拨款就达到1500万元，比去年还翻了几番。机关幼儿园问题其实就是动用公共财政使少数人受益的问题，因此，一些人大代表提出对机关幼儿园的体制进行改革、使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这应该说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解决体制弊端的创新方案，但由于事关公务员群体的切身利益，至今未有下文。
体制创新的最大阻力不在于人们没有想象力或创新能力，而在于无法阻止部门的利益集团化趋势对改革的有形无形的阻挠。在政治实践中，如果政府部门并不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部门私利，运用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那么政府行为一般就表现为缺乏效率及缺乏创新能力。更有甚者，现实中一些利益集团往往还会借“改革创新”为名进行部门牟利，造成“改革反被改革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等其他方面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候，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改革却能够迅速高效地推行，无非是因为在所谓“产业化”的过程中，学校、教育部门、相关产业可有巨大收益。
自主创新事关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我们惟望新的关于体制创新的《条例》能够使得体制创新多些制度上的保障，破除利益集团的阻力，大胆前行，如此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趟出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