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18个世界艾滋病日,遏制艾滋 履行承诺

　　■防艾·全国

　　采供血传播艾滋

　　基本得到控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朱玉 刘奕湛） 在11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说，目前，中国县级以下包括县都不存在采供血单位，而是由市级的采供血单位实行集中的采血、统一的供应，通过采供血渠道传播艾滋病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高强说，今年卫生部和世卫组织等一起，对当前中国的艾滋病疫情进行了联合的评估，评估结果是中国通过采供血这个渠道，包括血友病的感染人员一共大约7万人。这个数字比2003年联合评估估计的数要小。现在传播艾滋病的主要渠道，一是交叉静脉吸毒，二是一些不良的、不清洁的性行为，这两个渠道，最近几年上升得很快，已经成为今后防控艾滋病的工作重点。我们一方面要严厉打击走私贩运毒品、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的行为，同时，采取一些行为干预的措施，比如说推广安全套、开展清洁针具的试点和美沙酮替代治疗的试点。高强表示，今年，卫生部起草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已上报国务院审批，这个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责任，也明确了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和义务。卫生部还组织制定了《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2006-2010年）》，已报请国务院审核下发。这个计划明确今后5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总目标：到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控制在150万人以内。

　　维权建议要递给司法部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顾然） 2005年11月26日至3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输血、用血制品、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的受害人及其家属、法律工作者、政府卫生部门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60人齐聚北京，讨论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和其他血液传染疾病人群的包括输血感染赔偿诉讼、治疗与关怀在内的法律问题，会议由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组织。

　　会议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建议对艾滋病人诉讼费一律酌情分别给予或减或缓或免等支持，保证不能因为费用影响诉权实现。第二，艾滋病诉讼属于特殊复杂的侵权案件，没有专业律师的代理，艾滋病人群是根本无法依靠自身保障诉讼权益的。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律师费的赔偿请求支持者不多，应当支持必要的律师费赔偿主张。第三，政府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代理。目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特别是专业律师缺乏，艾滋病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及诉讼中很难得到有效的法律援助。鉴于专业律师不足的现状，应当从政策制定上支持对重大艾滋病感染案件法律援助打破地区限制。

　　这份报告将在近日递交给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局。

　　■防艾·我省

　　副省长慰问一线抗艾人员

　　本报讯（记者 杨益） 昨日，副省长李斌在长春市副市长安莉的陪同下，来到长春市传染病医院、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了奋战在防治艾滋病一线的工作人员。

　　李斌一行首先来到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为这里的医护人员献上鲜花表示慰问。李斌指出，目前艾滋病疫情在国家和我省都出现上升趋势，防治任务很重，医护人员在救治上，一方面要做好自身防护，一方面要做好救治工作。在为艾滋病患者治疗时，要大胆尝试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随后，李斌副省长又来到了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工作人员送上一些书籍。在参观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艾滋病病毒抗体中心实验室时，李斌详细地询问了艾滋病筛查的情况。

　　■防艾·吉林市

　　成立艾滋病关爱协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昨日下午，由数十名民营企业家自发组成的吉林市艾滋病关爱协会正式成立。

　　昨日16时许，记者在吉林市解放西路某公司见到了该协会的部分发起人：张文彦、范警民、刘利铭和叶曼玲。“我们发现很多感染者是因贫困而去卖血，最后受到感染的，应该帮帮他们。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民营企业家朋友的支持。经比较和筛选，现已吸收了40家企业。”协会发起人之一范警民说。

　　为早日实现给感染者“饭碗”的想法，11月25日，40家企业邀请吉林市民政局和吉林市卫生局的同志到场参加论证会，想法得到了两部门的好评和支持。11月30日下午，他们办好了吉林市艾滋病关爱协会的社会团体登记证书。

　　为了让协会早日展开工作，张文彦提供了他公司一个楼层的房间做办公室；叶曼玲更出兑了自己的美容院，专心履行协会秘书职责；范警民等人找人设计了会旗、会徽和桌旗，还请人专门建立了网站，开发了网页，并办下了全国第一份针对艾滋病的关爱报纸的办报刊号，刊名暂定为《吉林市社会关爱》。本报记者 黄维 文/图

　　首位艾滋遗孤有个北京妈妈

　　董博今年14岁了，很懂事，学习也很努力，父母在2003年因艾滋病永远地离开了他，幸运的是他自己没有被感染，但他还是成了我省第一位艾滋病遗孤。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让他比同龄的孩子成熟了许多。昨天，记者来到他就读的永吉七中，了解了这个孩子的幸与不幸，了解到社会各界的关爱给他带来的温暖。

　　为了照顾董博，他的41岁的五叔一直没有成家。“校长和老师都对董博可好了，一入学就免去了学杂费等全部费用，校服也没花一分钱。住校后老师天天问寒问暖，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学校食堂的承包人都主动免去了孩子每月150元的费用。”五叔对各方给孩子的帮助很感谢。

　　父母去世时，董博在读小学四年级。得知他父母死于艾滋病，许多家长集体到学校，不让孩子和董博一起读书，同学们也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董博。学校特地请来卫生部门给董博做检查，证明他是个健康的孩子。老师们又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等常识逐步做家长的工作，仅四五天，家长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同学们又和董博打成一片。校长李德厚组织师生捐款捐物，并安排董博每天和老师们一起就餐，每天老师们都把董博的饭菜盛好，等他一起吃。

　　董博今年升入中学，他的班主任赵老师说，董博自尊自强，在学习上积极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上游，生活上还主动照顾其他同学，在班级里人缘还不错，现在准备让他担任生活委员。2004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曾面向北京市民发起了领养艾滋遗孤的倡议，董博幸运地有了一位北京的爱心妈妈。董博在北京的爱心妈妈叫张彩彦，30多岁，有个12岁的儿子。今年过年，她专程到永吉县看望董博和五叔，虽然才和董博见过3次面，但她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非常关心，张妈妈还给董博买了毛衣毛裤和新外衣。

　　11月初，董博接到央视邀请，录制世界艾滋病日大型主题晚会，赵老师陪他一起到了北京，参加央视“12·1”世界艾滋病日大型主题晚会《红丝带——我们的承诺》节目录制（晚会将在今日20时47分于央视一套播出）。

　　董博与同学们相处融洽 本报记者 车英 摄

　　董博从北京回吉林的当天，出差的张妈妈几次致电赵老师：“我正在昌平出差，拜托一定等着我，我这就往回返！”随后，张妈妈带着一大堆吃的、用的急匆匆赶来。看到董博，她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对孩子脸贴脸地嘱咐着。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张妈妈才恋恋不舍地与董博告别，并称过年时还会再来永吉县看他。尔后张妈妈嘱咐赵老师给董博办一张银行卡，以后每个月都会给董博汇款。

　　“帮我悄悄打听一下孩子母亲的祭日，我争取那天再去看看孩子。我没敢直接问董博，怕伤害他！”张妈妈的叮嘱让赵老师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本报记者 吕金辉

　　首对艾滋情侣养猪赚钱治病

　　本报吉林讯（记者 吕金辉） 陈岩和丁桂芳是我省首对“艾滋情侣”，2004年4月22日他们举行婚礼时，联合国儿基会还为他们送来祝福，艾滋病宣传大使濮存昕也打来电话祝贺。他们希望用自己辛勤的劳动赚钱治病。

　　11月30日下午，记者一路打听找到了陈岩的家，他正在猪圈里面忙碌，走进猪圈，只见近80口大肥猪正在贪婪地吃食。陈岩和妻子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每个月用于看病打针的费用足有2000多元，虽然民政部门给他们最低补助260元，加上HIV感染者每月120元的医药费报销额度，生活仍不宽裕。于是，今年春天，两人决定用政府给的8万元钱养猪。

　　陈岩夫妇以自己的经历鼓舞着更多的人

　　陈岩的女儿画的画 本组图片 N7

　　今年猪市行情不好，但陈岩很有信心：“估计过年的时候行情见涨，就能回来本钱了。”现在好几口母猪待产，再过几天陈岩又得住进猪圈，日夜看护待产的母猪和幼崽。陈岩10岁的女儿姣姣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身体半身不遂，因为这些原因，她不能到学校上学，内心极度渴望学习的姣姣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哥哥放学后，照着哥哥的作业本学写汉字和数学题，或者画些西瓜、苹果等水果。姣姣画出的西瓜、苹果栩栩如生。

　　老朱和他的松花江自助家园

　　“我和村里几个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决定创建‘松花江自助家园’，12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11月27日，老朱在去北京开会的途中告诉记者。

　　11月30日，国际艾滋病日的前一天，北京。

　　刚刚参加完血液安全、法律研讨会的老朱回到了住处，正午的阳光照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老朱叫朱炳金，今年58岁，高中文化，在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下面一个村子里，是同龄人中学历最高的。他吸着烟，几年来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奔波劳累、辛酸喜悦从他的嘴里缓缓道出。

　　“2002年，吉林市防疫站为我们村卖过血的人检查时，发现我媳妇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村里人一听说，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她都快崩溃了。后来，村里相继查出HIV感染者，大家知道这是因为10年前卖血所致，我也没能逃脱厄运，感染上丙肝。最初打官司是为自己，我想为我们遭受的巨大痛苦讨回公道。后来，得病的乡亲们找到我，60多个同样可怜的人，他们也很无助……”

　　松花江自助家园创建者朱炳金

　　会徽、桌旗、会旗(由上至下)

　　为什么由打官司到组织自助家园？

　　老朱说，两年多了，官司没什么进展，维权的路并不好走，也许十年也无法保证能打赢官司，可是他们得生活，而且要活好。

　　若欲助人先自救

　　这几年，老朱经常到北京开会，有机会与国内各地的HIV感染者和为HIV服务的组织接触，受益匪浅。“红树林组织者李想是吉林人，经过多次交流后，我明白一个道理，HIV感染者应该找回自信，在寻求别人帮助之前，要自己帮自己。创建‘松花江自助家园’主要是服务于HIV感染者，让人们好好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组织大家团结在一起，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用自己的努力去消除社会歧视。”朱炳金说。

　　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的王家桐（尊重被采访者意愿，采用化名）说：“虽然社会对感染者的歧视少了，可歧视并没消除。我们还有很大压力，一方面担心自己能活多久，另一方面，担心拖累家人受歧视。我们真需要这样一个组织，需要精神上相互倾诉，需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创建困难重重

　　首先是资金问题。老朱的伙伴说，60多人聚会的场地选在老朱家里，可是学习用的部分书和材料需要花钱买，还有老朱每次出去开会、学习也要花钱，不能总让个人掏钱。于是有人建议成员先集资，老朱不同意。

　　老朱说：“大伙儿日子过得都紧巴，不能增加负担，尽可能节约开支。本来想在大家集体活动时准备些茶水和瓜子，但没钱时就得省，出门的路费我会自己借。只要大伙儿不分心，组织越来越好，将来会得到资金支持。如果能得到相关组织的资金支持当然是件好事，但没钱我们也要干，去干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老朱很有自信。

　　把60多人组织在一起，共同去做一件事，看似容易，实际不然。老朱用什么高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呢？老朱就一句话：“良心放正！”他说，办自助组织是为大伙服务的，以后，即使得到资助，一切都平均分配。如果申请到资助资金，一定采取透明管理，让每个成员都有监督权。

　　现在，有66个HIV感染者愿意加入老朱的“松花江自助家园”。老朱拟定了自强行动计划，第一，定期组织大家学习，至少每周组织一次，掌握信息；第二，对组织成员进行细致的生活调查，了解他们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困难，列出一些通过成员间互助可以解决的困难，制定计划去帮助解决，同时把他们解决不了的困难及时反映给政府相关部门，期待解决。本报记者 顾然 文/图

　　感染者给温总理的一封信

　　吉林省白城市的HIV感染者王孟财在北京举行的“血液安全、法律研讨会”上，请求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代他转交给温家宝总理一封信。

　　敬爱的温家宝总理：

　　您好！

　　我叫王孟财，是一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感染者。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个日子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个是2003年10月17日，那一天，我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当时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般，再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另一个日子是2003年12月1日，那一天，您来到地坛医院看望了当时正在住院的我，您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放心吧！党和政府一定会关心你们、帮助你们的。”随后，政府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让我觉得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又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如今，两年过去了，您和我握手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您对我说过的话犹在耳旁。在新一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我有一些心里话想对您说。

　　作为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好好地活下去。在“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关怀下，我吃到了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吃药是免费的，但相关的治疗检测费用很高，比如病毒载量需要半年检查一次，每次费用在1200元左右，这对个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染上艾滋病病毒后，我失去原有的幸福生活。现在，妻子没有工作，小孩上初中，每年需要大约6000块钱的学杂费和生活费，而我每个月只能领到150块钱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希望政府能让感染者家庭的孩子享受免费教育。

　　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希望政府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通知在中国出现艾滋病之后有过临床输血和使用过血液制品的当事人、当事人的配偶和孩子到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愿接受免费的、保密的艾滋病病毒检测。

　　两年前，是您用温暖的手托起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相信党和政府也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我们实现以上的愿望。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王孟财 2005年11月30日

　　本报记者 顾然整理

　　调查“小姐”

　　为了研究“小姐”这个人群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了解，也为了探索对这个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危人群进行行为干预的路径，上海社科院HIV/AIDS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和助手在“小姐”中做了760份问卷和多次访谈。夏国美语调中透出焦虑：“城市里针对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迟迟不能有效推行，这是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致命欠缺。我很担心。”

　　 下面是夏国美小组成员与“小姐”的对话。

　　问：客人不肯用安全套，又多给些钱，那怎么办呢？

　　答：做也做了，能多挣些钱，也顾不上那些了。

　　问：（如果）送些小册子什么，说些关于艾滋病的事怎么样？

　　答：那不要紧，而且各个发廊都发，就当保健品广告那样，那不要紧。

　　问：“小姐”会看吗？

　　答：会看的。

　　问：“小姐”知道艾滋病是什么吗？

　　答：就知道艾滋病挺吓人的，到底怎么个事情，说不清楚。

　　中国第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发现至今20年，血液和母婴传染通过政策基本得到控制，但吸毒、多性伴、男男性行为和商业性交易中的艾滋病防范，因为行为干预的缺乏，一直进展缓慢。“在国际上，控制艾滋病由升到降的时间，澳大利亚用了5年，病势凶猛的美国用了14年，经历曲折的泰国用了12年。而病例出现最迟、有大量国际经验可以借鉴的中国已经20年了，艾滋病流行的上升趋势却丝毫未减。”夏国美说。

　　中国政府一直在尝试行为干预的可能。从2004年开始，各级疾控中心都成立了“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这个被专家们简称作“高干队”的组织，担负着对娱乐场所、吸毒人群、男同性恋人群进行行为干预的任务。然而，现在卫生部给“高干队”的编制是：县级工作队６名~１２名、地（市）级６名~８名、省级６名~８名。接受夏国美团队访问的“小姐”，都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艾滋病的针对性干预。“‘高干队’的人数对一个城市的行为干预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不是现有的疾控模式所能涵盖的。”夏国美说。 据《新民周刊》

　　内部片专供“小姐”看

　　一次特殊的宣传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部片子《小街上的发廊》的3万张光碟，将放映给非常特殊的人观看。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这些观众被称为“小姐”。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控制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国家疾病防控中心艾滋病防控中心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室副主任柔克明说，她是该片的总策划和制片人之一。这部片子与过去的宣传教育片不同，它是以故事片的形式，讲述的是她们的生活故事， 让她们深刻领会珍惜生命的重要，并认同100％使用安全套的防治办法。让片子起到最好的警示作用和推广疾病防控办法，这是它存在的惟一目的。但拍摄《小街上的发廊》并不是承认卖淫合法化。疾病预防控制与打击卖淫嫖娼一点都不矛盾，而是双管齐下。 据《成都商报》（新闻编辑：曲兆佳）

　　相关专题：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