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是大事”

　　“房地产是大事”

　　“我不喜欢在国内有争议的地方掺合太多。但房地产是大事，一倒许多地方会跟着倒。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影响一般人不可想象。1989年我暑假实习，在日本东京麦肯锡工作，那时全世界都在唱好日本。但泡沫破灭后就是十五年经济萧条，很惨痛。”而之所以选择在2004年去捅这个泡沫，“我希望中国政府领导人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见面时，隔着落地玻璃墙，已看到这个“孤独”的人正戴着耳机用网络和人交谈。谢国忠的头发有点自然卷，乱乱的，但脸颊修得很干净，个头并不矮。在办公室外面拍照，一个外国同事走过时，对他笑着眨眨眼：“Movie star again?”。

　　开玩笑地问他，曾经被那么多大人物围攻，手提电话还随时能拨通，难道不怕被人打电话过来问候？谢国忠有些保留地笑着回避话题：“我们这个行业难免争论，争论要靠手上的材料，在材料不全的情况下，感性成分就会大。我是做这样工作的人，要为基金经理服务，基金经理们掌握着4000亿美金，我的预测和报告必须对他们有价值。他们每个季度都要给我打分，如果我的评估和预测不合适，基金经理们的反应就不好，我就会失去工作。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别人听我的话才有价值。”

　　他对自己预测的信心始终来自于市场的客观性。香港和海外的经济活动和中国大陆不太一样，市场每天都在起起落落，一个经济分析师的预测对不对，马上就能在市场上证明。但在中国大陆，经济活动主要依赖政府行为。言下之意，人为主观因素，给经济预测的准确与否带来了干扰。

　　去年房地产泡沫的论争中，几近于千夫所指，特别是“阴谋论”，更能致人于死地。谢国忠身材不矮但也不见得强壮，但“抗摔打能力”似乎还挺好。

　　对于“阴谋论”的指责，谢国忠也有一套澄清。“摩根士丹利是一家中介公司。我的薪水和基金经理那边是相互独立的，他们的工作和我没关系。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两边有利益上的联系和勾结，我那么做是要坐牢的。我们的电话都有录音，电子邮件也不能消除。”他接着反驳：“中国历史上，不重逻辑思维，而是先谈背后的利益和背景，这不也是鲁迅他们在二十年代所批判的吗？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独立研究，社会对独立观点也应当逐渐接受。”

　　从“大历史”角度考量经济学

　　谢国忠说，东方人对经济学几乎没有贡献，“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讲求整体内部的平衡，不能分割，非常复杂。美国的犹太人在这点上做得很好，整体思维方式上体现出先进性。中国人太重称号了，读书人想做官，但又想扮演学者，有整体思维的很少。”

　　去捅房地产泡沫，只是谢国忠近年手笔的其中之一。他最近比较感兴趣的“课外”话题还有“中国应该涨汇率还是涨工资？”以及鼓励国民消费的问题。他反对中国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涨汇率，因为国内收入财富非常不平等，不平等不是市场引起，而是政治上特权所带来的。汇率涨了只对一小部分人有好处，对银行里存款多的人有好处。对于美国的压力，虽然汇率一点都不动是不可能的，但中国也可以用涨工资来应对，工资增加，产品成本提高，对美国在贸易方面的指责也能有所回应。

　　“最低工资调上去，对国家稳定也有好处。整个形势是支持涨工资的，我们的高工资水平是在和全世界竞争，但低工资水平却是和农村竞争，差距非常大。在美国，公司高层和基层收入相差20至30倍；中国公司高层和基层的收入相差100倍甚至更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现在既然别人说中国汇率低了，那何不走调高最低工资的路线呢？我觉得这条路是对的。”

　　“这只是我工作之外的思考”，他开玩笑地说，课余兴趣也能对工作有好处。例如涨工资，工资上涨了，年轻人首先就会增加手机之类的消费，消费股就会跟着升，“我们的客户就可以把资金放到这方面去。”

　　有人说，谢国忠是个喜欢想大问题的上海人。他却自嘲“不务正业”：“全美几乎一半的经济学教授都是麻省理工出来的，我们那一届大多数都在大学里做教授，我算是不务本业了。”不过他也很开心，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好处，让他能看到全世界的市场，而这种观察的整体性正是经济学需要的。

　　在经济学以外，谢国忠喜欢读历史，但也不光是爱好，因为那能帮助他比较理性地看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在价格体系里的行为，但却无法解释穷国为什么穷，富国为什么富。我在世界银行时，在拉美、南亚、东南亚工作多年。我发现对经济发展最大的限制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这和各国的历史背景有关。欧洲和日本，二战结束时一片废墟，却在三十年内重新成为富裕国家。最重要的资本不是机器，是人大脑里的东西。中国缺乏这方面的认识，通过25年的发展，去找缺点的人少了。”

　　他爱从“大历史”的角度对经济学现象进行考量：“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不同，历史上是一个农民官僚社会，其他国家则是贵族社会。前者权力集中，后者权力分散。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非常惊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没有财富，三分之一的人工作只是为了吃上饭。没有财富的积累，习惯了财富分配不平等。”

　　谢国忠由此说到了中国市场，中国人相信权力，认为一切都是政策引起的。历史上读书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做生意的人不重视市场，要批条，搞贷款，包括今天产生“资金链”这种概念，引起人们对财富积累的错觉。这些做法和市场经济不能融合，但，“事实将最终证明市场还是会占上风的。”

　　以国际化思想感动中国

　　王受之

　　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国内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

　　[乙酉纪事]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王受之被认为是国内现代设计重要奠基人之一。王受之近年为人所关注的是他针对中国建筑与城市的新鲜发言。最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和王石等大牌地产商的合作，他所着力推行的新居住理念正在得到实践。

　　文/潘晓筑 图/由受访者提供

　　王受之是我接触过的最热忱、最精力过人的学者。与他交谈，脑筋必须一刻不停地急转；向他请教问题，几乎马上可以把整篇的论述文章传给你；至于请他评价一些有争议的建设事件，则一针见血、绝不搞行政迂回的言论，令人感觉比吃劲辣川菜还过瘾。

　　敏捷、高产、尖锐、诚恳，都是一些能够比较准确描述王受之的关键词。

　　高产学者

　　第一次采访王受之是2004年的夏天，在广州美术馆与他探讨有关广州现代建筑的话题，就已经发现他是一位视野广博、思维敏捷的专业学者。

　　到了2005年的夏天，一个偶然机会发现王受之的 《骨子里的中国情结》 、 《纵情现代》 和 《哈罗！中产》 等三本新著。从来没想到这3本有关建筑的文集竟然像畅销书一样首次出版就被销售一空，而等到2005年10月末与他在北京相遇时，王受之说他在2005年全部完成的书稿至少有8本，另外还有5本有望在年底与读者见面。

　　以通俗的方式讲述设计与文化是王受之2005年完成的三件大事之一。另外两件，一是在汕头大学开设“世界现代艺术史”和“中国现代艺术史”，尤其后者是开先河之课题，填补了国内高校设计教育的空白。二是理论对接实践，完成了与几个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