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落寞：一个时代情感表达方式的进化

　　口述实录的落寞，恰是一个时代情感表达方式的进化

　　薛颖杰、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苏度报道 “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第三者,可是在他媳妇的眼里,我确实如此。我把一切归于感情的投入。我不想介入什么,也不想去破坏什么。我一个人承受着他给予的快乐与悲伤……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牵他的手，走在阳光下。”

　　这样的话听起来很耳熟，它在昔日“口述实录”流行的时代经常能看到，现在，它出现在“口述实录”代表人物安顿所设的网上论坛心理信箱里。

　　安顿在这个帖子后面做了回应：“……我不鄙视第三者，我也承认他们的感情故事充满了悲情色彩、悲剧色彩，充满了令人动容的牺牲精神和自我压抑，作为文艺作品，这是天生的好素材，但作为一个年轻女子的生活，这是令人担心和难过的……”

　　和几年前的内容一样，这也是感情陷入困境的人在讲自己的故事，但放到网络上后，她也许并不期待别人的回应，只是想要找个看不见的人倾诉，而在网络另一端所有看到这个故事的人都成为倾听者。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口述实录”。

　　虽然在这个网站上有许多类似的帖子，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口述实录”(尤其是情感以及隐私类)这种社会情感表达方式已经整体落寞了。现在，在各大报刊已经很难看到“口述实录”的东西，而北京某报纸也把它由一个专栏变成不定期的内容。

　　那么，它何以落寞，它会彻底告别中国人情感倾诉方式吗？

　　口述实录变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以往喜欢“口述实录”的女性读者，对于现在的“口述实录”，她们的反应是：

　　“安顿已经做到极至了，现在再看所谓新的情感口述实录，就是男女间那些事，没有新鲜感了”；

　　“时代不同了，在90年代末，许多人都有一些情感波动，对别人的情感波动就感兴趣，想从中找到共鸣和鼓励，当今时代情感更平稳了”；

　　“过去的口述实录很严肃，封皮包装也能让人接受，现在一看标题就能把你吓走”；

　　“过去的口述实录，其内容与普通人有关，后来的则关注另类群体，吸毒同性恋什么的，纯粹变成猎奇，就没什么意思了”。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寻找着“口述实录”书籍的踪迹，最终，在上百本纪实类书籍里只发现三四本，它们大都摆放在不起眼的位置，在记者观察的半小时时间里，也没有人去看，它们的内容涉及“夜间情感热线”“性骚扰受害者”“网络聊天追踪采访”等等，打开看时，发现其内容与写法较以往更加直白，很少遮掩。

　　进入百度搜索，键入“口述实录 2005”字样，发现了大量的信息，一直看下去，发现这些口述实录涉及的关键词大多为：性骚扰，陪聊、家庭暴力等等。

　　安顿式的“口述实录”已经难觅踪迹。口述实录从情感隐秘倾诉的代名词，变成“性的倾诉”的代名词。

　　口述实录的迅速庸俗化导致它迅速边缘化。

　　口述实录将消亡？

　　1998年，北京青年报专栏记者安顿根据采访记录出版了《绝对隐私》一书，冠以“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到2004年的《悲欢情缘》，一共出版了五本“口述实录”。她被西方记者称为“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记者”。

　　其实，“口述实录”最早发生在80年代初期。张辛欣的《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是第一部口述实录体作品。90年代末安顿将隐秘情感引入，则席卷全国。

　　对它的风靡，安顿曾有一个解释：“他们希望有一个人的一双手和一对耳朵以及一颗富于同情的心，能够倾听他们，倾听之后能够告诉他们：我替你收藏了记忆，请你从我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学博士张晓辉博士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对当年的风靡现象则这样分析：“口述实录”在媒体上的成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附加功能。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困境，当时国内心理咨询机构的不普及、不健全，使得有情感宣泄需要的人们转向了媒体，得以以最低成本达到倾诉的目的。

　　她指出，现在随着以上东西的逐渐完善，口述实录存在的社会基础大大减弱。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宪瑜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口述实录”最早的兴起得益于文革后文学作品对‘人’的重视，90年代末的再度风靡则是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而现在信息渠道的增多则为大众的情感宣泄渠道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特别是个人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使更多普通人可以通过网络博客、论坛等多种形式将自己的故事、心情与大众分享，还能及时得到读者的反馈——建议或鼓励。而读者的阅读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因此传统的‘口述实录’很难再度风光，实际上，口述实录的落寞，恰是一个时代情感表达方式的进化与进步”

　　那么，“口述实录”会彻底消亡吗？

　　“不会！”张晓辉博士说：“媒体对于当年口述实录涉及的情感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现在，社会这方面的功能还不能说已经完善，‘口述实录’作为一个途径可能会存在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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