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天价医疗费事件”当事人王雪原大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一个管理不善和需要改革的体制，引发天价医药费固然可怕，但更可怕、更令人忧虑的，却是一个职业的道德操守的失守。
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大的社会转型或体制转轨，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道德代价；但付出去的道德代价是什么，是否过大，这种巨大代价的付出与经济社会的更新与成长相比是否值得，以及是否能在重建新的道德中得到补偿。现在的状况是，由于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有滑入吴敬琏等学者早已警告的“坏的市场经济”泥潭的危险，改革开放以及2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使权力和利益集团利用制度上的缺陷及权力地位所提供的条件，有大量的机会来获取不当利益，各种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正变本加厉，这已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
发展市场经济有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一是最大化地由市场配置资源，二是法制在规范市场经济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事实上资源的配置权长期由政府掌管，权力部门和权力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在资源配置中坐收渔利；尽管20多年法制建设成果累累，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单军突进，长驱直入的，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作配套。在政府改革完全滞后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有些环节上都成了权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掠夺社会财富的大好机会。没有严格的法制监管，就难有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而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合法经营成本太高，就会迫使市场某些群体寻找体制的弊端或薄弱点，甚至践踏法制，市场化改革在造就少数暴富群体的同时，导致大量人群“相对贫困化”和社会道德的普遍沦丧。
“天价医疗费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医院的种种问题和医生的种种败德行为，正是目前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状态的反映。人人都在讲道德信用，却又人人都在破坏道德信用，市场秩序越治越乱，社会被弥漫于各层面的普遍腐败和不负责任所侵蚀——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局。对于中国这个实际上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和不具备自我警报系统的国家来说，精神和道德的滑坡将使未来社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对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原刊于《燕赵都市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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