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大家》：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1978

薛暮桥先生80年代做报告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薛暮桥先生

薛暮桥先生在香港讲学时留影

　　央视《大家》播出节目《薛暮桥在1978》，以下为节目内容。

　　［开场白：］

　　2005年3月，一位101岁的老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的名字出现在全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名单的首位，并且是唯一的一名全票通过者。他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但遗

憾的是就在获奖的四个月后，薛暮桥先生去世，人们在怀念他的同时，也追忆起1978年，这位中国经济界的核心人物重要的转变历程。

　　［解说］这是我们找到的薛暮桥先生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的画面。那一年他已经九十岁。

　　［同期］

　　［薛暮桥］：特别在改革开放时期，给国家献计献策，写了许多文章，收在这一本书里，这些文章都是75岁以后写的。

　　［解说］75岁，当很多人已经在回顾总结一生成败的时候，薛暮桥却再次冲上了经济工作的一线战场，成为一个白发战士。那是在1978年，一个国家和个人都处于重大转变的时代。

　　1978年，对于许多人来说感受的是到处涌动的春风。这年3月，有27万幸运儿步入了已经阻隔十年的大学校园，北京各大机关的礼堂也悄悄放映起了一些被称为“内参片”的外国电影。这个春天，六千名科技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科学大会，一些久别的面孔出现在大会上，十年浩劫的霜冻从人们的脸上渐渐融化。但是经济领域却乍暖还寒。这一年的2月，五届人大会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出现这样的一些发展目标：要建设十个钢铁基地、十个大油气田等多达120个大型项目。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为此忧心忡忡。

　　［薛小和］：在1978年，开五届人大的时候，他开完会，回到家来坐在椅子上，忽然就哭起来了，而且他坐的一个扶手椅，他就拍着这个扶手哭。我觉得特别奇怪，你怎么了？问他，爸爸你怎么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的国家计委领导向人大作的这个报告，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中，不思改革。我当时还觉得好像现在比“四人帮”之前那时候要好多了，怎么是濒于崩溃呢？但是他就非常地，就不是那种悲痛的哭，是那种非常急的哭，就这样敲着扶手。我父亲他是一个很长于忍耐的人，他急到这种痛哭的地步，我想他是急到了极致了。

　　［解说］：对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年发展规划，薛暮桥曾和他的助手吴凯泰谈论过。

　　［吴凯泰］：他不同意当时的中央的一些做法，薛暮桥说这个变成“洋跃进”啊！钢产量一下子1985年就要达到6千万吨，他说凭空冒出一个6千万吨，要搞几个宝钢啊？！十个钢铁基地，十个煤炭基地，十个大石油田，提了一堆。那个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高速度的这种指导思想又上来了。

　　［解说］自1958年实行大跃进以来，人们对于制定高指标、追求高速度已经习以为常。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却欲速不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78年的农业人均口粮还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这一次又出现新的冒进，将会使20多年的经济问题更加积重难返。

　　［吴凯泰］：当时那个二十多年的“左”的错误没有公开批判，大家都觉得错了，但是没人敢说这个是错的。按照这些东西布置下来，好多人都干了。真正认识这个错误，敢说的很少。薛老也确实是经过思想斗争的，说不说啊？

　　［解说］1978年4月18号，薛暮桥决定写信上书中央，收信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信中意见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吴凯泰］：他就写给邓小平，写给李先念，我们这个农业究竟怎么才能搞上去，靠这个不行。要落实政策，十年规划一定要注意综合平衡，而且计划体制当中弊病要改一改。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薛老就提出来，我觉得非要总结一下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不可。如果不总结这个20多年的经验教训，大家还是照这一套办了，还觉得这一套是对的，那用不了几年，他说用不了几年就会再来一次大折腾，大挫折。

　　［解说］薛暮桥率先对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浸透着他三十年的心血，而且一直以来，他被视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面旗帜。

　　还在1943年，薛暮桥就因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功地领导对敌货币斗争，而进入中央经济工作的核心领导层。1948年在西柏坡，他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经济，特别是货币发行工作。这一段经历，薛暮桥曾对秘书李克穆回忆过。

　　［李克穆］：1948年在西柏坡，他作为周恩来的主要的经济助手，每天晚上十点钟以后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协助周总理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将怎么从事经济建设。当时

　　［解说］：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秘书长，主任是陈云同志。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用计划指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薛暮桥被委以重任，身兼国家计委委员、统计局局长，后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2年，他又担任我国第一任物价委员会主任。在这几个重要经济领域身居要职的他，成为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人物。

　　［吴凯泰］：筹建国家统计局就是为了搞计划经济。你没有这个统计的话，计划怎么弄啊？计划的制定、执行、检查都得要找统计。他就当了这个统计局局长，又兼了那个计委的副主任。这几年当中，他是为计划经济那真是操劳。

　　［解说］但是，4月18号薛暮桥所写的这封信却对过去20多年的经济工作进行冷静地批判。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很难打破这个禁区。”“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

　　不久，薛暮桥上书中央的消息传到了计委经济研究所。

　　［吴凯泰］：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出来，有人知道了薛老要闯禁区。有一个借调的同志就说了，我可不参加，我不参加，公开就这么说了。这个显然不敢冒这个险，20多年的党内的批判斗争，把一些人吓怕了。

　　［解说］吴敬琏，

　　［吴敬琏］：这是我觉得他给我第一次印象，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就是这件事。这件事以后他在计委受到很大的压力，计委党组决定要批判他。他明明知道计委的领导是主张高指标的，但是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要调整国民经济。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因为追求高指标这件事已经成为建国以来的习惯。

　　［吴凯泰］：他是最清楚整个这个过程，他最清楚了。他是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又是中央财经小组成员。调整的时候，他也是参加了决策，而且是物委的主任，物价委员会主任。他清清楚楚这里面错误究竟怎么一个过程，怎么犯的，有一些什么问题，他这个在肚子里面清清楚楚。所以他憋不住不说的，憋不住的，我这个东西不说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他要说。

　　［解说］：薛暮桥上书中央痛陈20多年来工作中的错误，这种转变，历经了十年的反思和斗争。

　　1968年，这位计委副主任被打成“走资派”，之后又被分配到湖北

　　和薛暮桥一起去干校的还有在薛家做了十几年保姆的杨晓华。当时她在计委食堂工作，为了照顾薛老，也主动来到了干校。她看到即便在这种环境下，薛暮桥还是丢不下他的笔。

　　［杨晓华］：他就在那写嘛，拿个马扎坐在床底下，拿床当桌子，他就那么写。到最后我没办法，我看他坐那个小马扎太小，我又让别人给他做了一个高一点的，跟咱们这种椅子稍微差不多，稍微矮一点，他能坐下。要不然的话那个小的马扎他坐不下去。

　　［薛小和］真的是在小马扎上写的，趴在床上，我看见他这么写。他只要收了工，休息一会儿，他就会趴那儿写。当时他在那写东西那个样子挺另类的。你想干校的人都在干活，回去都很累了，吃点饭休息什么，没有什么人在读书了。像他这样还在写。而且他们宿舍住四个人，很挤的，他往那一坐就会影响别人走路。

　　［杨晓华］：有好多人都给他提意见，算了薛老你别写了，写了就为了你写这些个书，说你挨斗，你说你犯得上吗？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休息休息你不好吗？他说，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指出哪来不对，他斗我，他给我提个醒我改了不就得了嘛。

　　［解说］薛暮桥认为自己在一些事情上可能真的错了。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这本创作于1957年的书。那时薛暮桥是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经验的阐述者，对新中国只用五年的时间就胜利完成十五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而热情讴歌。

　　［吴敬琏］：那个时候中国是一要讲到我们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就是这本书，这是薛老为首写的。是不是有林子力的名字？但是薛老在干校的时候，他讲他想来想去，这个三大改造搞得太快了，用他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太彻底了，已经做了反思。他认为这个事是办得不对了。就是这种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是这个中国这方面的牌子，他有的人他就会想，这个东西否定了，我那个东西是不是就不行了，他不是这样的。而且应该说这么大的年纪，这是很突破性的。

　　［解说］但在当时这种反思很难全部出现在这本书稿里。对在干校的写书经历，薛暮桥曾在回忆录里说：当时他对“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也无法摆脱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思想束缚，他的笔无法触及“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所以在劳动之余，他虽然对书反复修改，但仍无法满意。

　　［薛小和］：他最后就是在这个干校大概写了五六稿，他写完了吧，自己就给它订起来，然后包上皮，然后用他自己会写的一种美术字，在那个皮上写上这本书的书名。我不太记得叫什么了，总之我记得他回北京的时候，把那几大本吧，用一个黑底红花的头巾包好，包得很端正，然后放到行李里边，那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然后在回干校的时候呢，再把这包再拿回干校，反正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解说］这是位居北京城中心的红霞公寓。1975年，薛暮桥从干校回来后就住在这里。这个楼下的小公园就是他经常散步的地方。那时刚刚解放的薛暮桥还没有工作，于是带孙女成为他的一大乐事。

　　［薛小和］：回到北京他也没有解放，那时候我二姐生了孩子，那个孩子有时候阿姨带不过来，就要他帮着看一下。他就把这个孩子放在左腿上，然后哄着孩子，左手哄着孩子，右手在这块写。孩子嘛，几岁了她肯定要闹了，闹一会儿，他哄一会儿她接着再写。然后等阿姨有空了，或者我姐姐回来了把孩子抱走。后来他说，我写得一段一段都不连着。

　　［解说］薛暮桥最惦记的还是干校中这本没有完成的书，在家中他又开始了反复的修改。

　　［薛小沂］：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帮他抄，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复印机，他要抄几份，所以都要用拓蓝纸，然后都要拓差不多四五张那么厚，所以都得很使劲地在那儿写。写完了他又改，改完了以后又重新抄一遍，就是全家人都帮他抄。他反正几易其稿吧，所以我们就抄了很多很多次。

　　［薛小和］：当然到后期比较明确是总结二十多年来的经验，但当时不明确。因为那个时候“左”的思想还是很那个什么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什么的，所以他写起来禁锢是很多的。当然后来肯定这几个草稿是不能用是肯定的，因为在那么多禁锢的条件下写的，那你说他能写成什么样子？

　　［李克穆］：他不像我们的一个作家按照自己的思路，我想写什么我就写出来。经济和政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写这本书涉及到了很多政治方面的禁区，实际上打破这个禁区一直到邓小平同志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完全打破了。

　　［解说］1978年5月，薛暮桥已经嗅到了春风的气息。在他的上书中央一个多月后，虽然没有得到回音，但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学生，全国上下都在反思、讨论，最终确立了要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根本问题。而这个好消息对于薛暮桥来说，意味着他的书又将再次推倒重来了。

　　相关专题：CCTV《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