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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家》:文字学家周有光的百年历史人生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7日16:33 央视《大家》
央视《大家》:文字学家周有光的百年历史人生

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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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家》:文字学家周有光的百年历史人生

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


央视《大家》:文字学家周有光的百年历史人生

周有光在大家演播室


  央视《大家》12月6日播出节目《周有光--百岁阳光老人》,以下为节目内容。

  再过一个多月,周有光先生就整整101岁了。这位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百岁老人,一生当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建立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这位在自己身上浓缩了百年历史的老人,今天会给我们说一些什么呢?

  同期:

  周有光: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今天嗓子特别坏,不行。

  解说:

  由于住在居民楼的三层,100岁的周老平日已经很少出门了。但当我们《大家》栏目想要采访他时,他欣然接受,并且饶有兴致地要到我们的演播室来看一看。2005年11月14日早晨七点多钟, 周老早早地就给自己拄拐棍的右手戴上了手套,一边看报纸一边等待着我们接他到演播室来。

  同期:

  周有光:好了,也准备走了。

  解说:

  周老在80岁以后曾多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惟有这一次是他自己独自面对记者。因为在三年前,和他一生相爱相敬,携手走过78年的夫人离他而去了。

  同期:

  周有光:我的老伴呢,她是三年前去世的,那时她93岁。93岁,在我来讲,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当中有一个条件,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他说所有的生物都要死的,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条件。这话非常有道理,你这么一想,死是当然的。这样呢,觉得是泰然处之。我就服从自然规律,安心生活。

  访谈:

  主持人: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能活到多少岁?

  周有光: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的老妈妈就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35岁。

  主持人:当时您信了吗?

  周有光:我当然不信了,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味,现在两个35岁也不止了。

  主持人:快三个了。

  周有光:我想人生呐,中国老的话,叫做长命百岁,这个话很有道理。一百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

  主持人:您现在已经是“例外”了。

  周有光:我是例外。最近很有趣味,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一百年纪念,隆重的纪念。当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要纪念在复旦教过书的老教授,超过一百岁的,一找找到了九个,最高年龄是107岁,我是当中的小弟弟。不同的就是,他们现在都不能工作了,有的不大能动,我还能动,我还能生活自理。

  主持人:您还能工作。

  周有光:我还能工作。

  解说:

  作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是从50岁才半路出家的。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他精通汉、英、法、日四门语言,还经常写些心得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但他的主业一直是经济学。1946年,他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解放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1955年,他受邀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被留在北京改了行。

  访谈:

  周有光:他们就把我留下来,我说我不行的,我这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他们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个时候大家有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因为中国很大,好多方面都是缺少人的,所以做工作的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才能建设国家。这样子我就同意留下来。

  主持人:那时候您已经50多岁了吧?

  周有光:那时候49岁。所以当时改行是偶然的,没有想到改行。可是这个偶然是这样,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把经济完全丢掉,就是要很认真地搞语言文字学,因为语言文字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学问。

  主持人:当时您的任务是什么呢?

  周有光:当时是这样子,成立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还有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以研究汉字简化为中心。我主管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的研究室。那么我们做了一段工作就上报国务院,周总理自己抓的。我们经常到国务院去开会,而且开会谈论谈论就到12点吃饭了,周总理说就在此地吃饭,我们就在那里吃饭。周总理我觉得他是很接近人民的,一个八仙桌坐8个人,我们说周总理他是总理,一个人坐一面,那么其他人两个人坐一面。周总理说不行,他也要两个人坐一面。

  主持人:要跟你们一样。

  周有光:这虽然是一个小事情,也说明总理是非常接近人民的。那么这件工作是经过三年才完成。到1958年才定下来。定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跟总理讲,由国务院,有一个国务院委员会,由委员会开会通过就算了。周总理说不行,还要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主持人:这也充分说明当时语言文字改革,包括汉语拼音的改革,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周有光:非常重视。为什么非常重视呢?因为建设了一个新中国,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广大的人民没有文化,甚至于绝大多数都是文盲。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姓祁,叫祁建华,他是部队的教员。他就发明了一个方法,让青年的兵集中力量来学汉字,一天开头学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就这个样子,很短的时间就学了三千多字。当时这个祁建华,大家觉得他这是了不起的发明。由郭沫若代表中央做了一次报告,说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出了第二个孔夫子了,讲的就是祁建华。

  解说:

  我们找到了一段祁建华速成识字方法的珍贵资料。当年这种方法在部队获得成功后,就以很快的速度向全国推广。但遗憾的是,不久人们就发现,它对群众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

  访谈:

  主持人:为什么觉得在群众里头不成功?

  周有光:(部队里)为什么成功呢?因为部队里面他们都是青年,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他们什么顾虑都没有,集中在这里,在学这个汉字。

  主持人:而且部队里还有纪律。

  周有光:一到群众里面不行。主要是农民,农民他学的强度不能那么强,他还要工作,所以他的心思不能完全在学文字上面。这样很快就把这个目光转移到了文字改革上面。文字改革当中,最重要就是定一个汉语拼音方案来做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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