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大家》：文字学家周有光的百年历史人生

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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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

周有光在大家演播室

　　央视《大家》12月6日播出节目《周有光--百岁阳光老人》，以下为节目内容。

　　再过一个多月,周有光先生就整整101岁了。这位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百岁老人,一生当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建立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这位在自己身上浓缩了百年历史的老人，今天会给我们说一些什么呢?

　　同期：

　　周有光：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今天嗓子特别坏,不行。

　　解说:

　　由于住在居民楼的三层，100岁的周老平日已经很少出门了。但当我们《大家》栏目想要采访他时，他欣然接受，并且饶有兴致地要到我们的演播室来看一看。2005年11月14日早晨七点多钟, 周老早早地就给自己拄拐棍的右手戴上了手套，一边看报纸一边等待着我们接他到演播室来。

　　同期:

　　周有光：好了，也准备走了。

　　解说:

　　周老在80岁以后曾多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惟有这一次是他自己独自面对记者。因为在三年前,和他一生相爱相敬，携手走过78年的夫人离他而去了。

　　同期：

　　周有光:我的老伴呢,她是三年前去世的，那时她93岁。93岁,在我来讲，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当中有一个条件，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他说所有的生物都要死的，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条件。这话非常有道理，你这么一想，死是当然的。这样呢,觉得是泰然处之。我就服从自然规律，安心生活。

　　访谈：

　　主持人：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能活到多少岁？

　　周有光：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的老妈妈就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35岁。

　　主持人：当时您信了吗？

　　周有光：我当然不信了，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味，现在两个35岁也不止了。

　　主持人：快三个了。

　　周有光：我想人生呐,中国老的话，叫做长命百岁，这个话很有道理。一百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

　　主持人：您现在已经是“例外”了。

　　周有光：我是例外。最近很有趣味，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一百年纪念，隆重的纪念。当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要纪念在复旦教过书的老教授，超过一百岁的，一找找到了九个，最高年龄是107岁，我是当中的小弟弟。不同的就是，他们现在都不能工作了，有的不大能动，我还能动，我还能生活自理。

　　主持人：您还能工作。

　　周有光：我还能工作。

　　解说:

　　作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是从50岁才半路出家的。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他精通汉、英、法、日四门语言，还经常写些心得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但他的主业一直是经济学。1946年，他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解放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1955年，他受邀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被留在北京改了行。

　　访谈：

　　周有光：他们就把我留下来，我说我不行的，我这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他们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个时候大家有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因为中国很大，好多方面都是缺少人的，所以做工作的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才能建设国家。这样子我就同意留下来。

　　主持人：那时候您已经50多岁了吧？

　　周有光：那时候49岁。所以当时改行是偶然的，没有想到改行。可是这个偶然是这样，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把经济完全丢掉，就是要很认真地搞语言文字学，因为语言文字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学问。

　　主持人：当时您的任务是什么呢？

　　周有光：当时是这样子,成立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还有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以研究汉字简化为中心。我主管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的研究室。那么我们做了一段工作就上报国务院，周总理自己抓的。我们经常到国务院去开会，而且开会谈论谈论就到12点吃饭了，周总理说就在此地吃饭,我们就在那里吃饭。周总理我觉得他是很接近人民的,一个八仙桌坐8个人，我们说周总理他是总理,一个人坐一面，那么其他人两个人坐一面。周总理说不行，他也要两个人坐一面。

　　主持人：要跟你们一样。

　　周有光：这虽然是一个小事情,也说明总理是非常接近人民的。那么这件工作是经过三年才完成。到1958年才定下来。定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跟总理讲，由国务院，有一个国务院委员会,由委员会开会通过就算了。周总理说不行，还要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主持人：这也充分说明当时语言文字改革，包括汉语拼音的改革，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周有光：非常重视。为什么非常重视呢？因为建设了一个新中国，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广大的人民没有文化，甚至于绝大多数都是文盲。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姓祁，叫祁建华，他是部队的教员。他就发明了一个方法，让青年的兵集中力量来学汉字，一天开头学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就这个样子，很短的时间就学了三千多字。当时这个祁建华,大家觉得他这是了不起的发明。由郭沫若代表中央做了一次报告，说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出了第二个孔夫子了，讲的就是祁建华。

　　解说：

　　我们找到了一段祁建华速成识字方法的珍贵资料。当年这种方法在部队获得成功后，就以很快的速度向全国推广。但遗憾的是，不久人们就发现，它对群众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

　　访谈：

　　主持人：为什么觉得在群众里头不成功？

　　周有光：(部队里)为什么成功呢?因为部队里面他们都是青年,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他们什么顾虑都没有,集中在这里,在学这个汉字。

　　主持人：而且部队里还有纪律。

　　周有光：一到群众里面不行。主要是农民,农民他学的强度不能那么强，他还要工作，所以他的心思不能完全在学文字上面。这样很快就把这个目光转移到了文字改革上面。文字改革当中，最重要就是定一个汉语拼音方案来做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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