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歌城背后的煤炭财富

　　作为一个符号，太原歌城背后的煤炭财富，至少早期是流通环节——倒煤。“悍马”，还有北京豪宅的山西购房者，这些符号背后的煤炭财富，“基本上集中在煤矿，属于生产领域”。有关人士仍以张新民家族为例:“如果那轮在流通领域积累煤炭财富者，没有像张新民一样进入生产领域，新一轮的煤炭行情，可能他们无可分利。而这轮行情，才真正产生了煤炭富豪。”这一群体的出现，虽然，“悍马”与豪宅的种种传言，在我们采访的煤炭富豪那里，很轻易被他们解释成“极少数”，但他们在消费上的强势姿态，并不仅仅是简单传

说。1998年开发的韶曦别墅(200多平方米，总价不到40万元)，当时根本卖不出去，成为太原有名的烂尾楼。2004年重新包装后，立即销售一空。他们的二期，现在也开始销售，起价为每平方米10500元。太原兆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瑛介绍说，他们公司做的别墅项目，80套大面积的别墅，一年不到全部售出，“其中60套卖给了外地人，做煤矿、焦炭与运输的。大多数一次性付款”。

　　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上任后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曾总结说:“去年(2004年)全国煤炭是19.5亿吨，大约20亿吨吧，其中国有重点占54%，地方国有大概15%，加起来70%左右。”剩下的30%，“是民营煤矿完成”——他们中间能够产生“真正的煤炭富豪”。从山西煤炭的历史看，产生煤炭富豪的过程，大约经过20多年时间。

　　这一财富故事的起点，宏观的背景，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曾总结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其《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里，引用邓小平的这段话，界定说，“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了机会”。对应于这种宏观层面的变化，80年代初期，中央对山西与煤炭能源发展的基本策略是:“有水快流”——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张莲莲研究那段时期的资料发现，“1981～1985年山西乡镇企业年增长39.7%,村与村以下企业高于全国平均2至3个百分点”。

　　复杂的格局在于，夏冰向记者解释说，“煤炭工业是介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一种产业，与土地的关系无比紧密，而土地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1987年，当煤炭产能超过运能之后，“乡镇煤矿一直在压缩当中”。除去硬性的压缩限产之外，黄亚生观察中国整体经济改革，提供的分析框架，“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在煤炭领域的基本表现，由于运力紧张，研究者描述的是，“在煤炭开发上采取鼓励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方针，另一方面，在运输上却实行了先国统(国家统配煤矿)、后军矿，然后才考虑地方的歧视性政策。使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加剧了地方煤炭的积压”。

　　回到中国改革的整体性结构里，从专业的角度观察，经济学家周其仁解释经济基本假设，“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周以其长期的调查给出的约束条件，“第一重约束来自国家行为:计划时代的国家机器以‘消灭和改造私产’为目标，即便进入了改革时期之后，中国政府也一直谨慎地没有提出明确的私有化纲领。第二，计划公有制像任何一种现实的经济制度一样，造就了她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这一层约束条件，以山西的现实观察，山西省原科委主任、省人大财经委主任李镇西接受记者采访，描述历史上“官本位”的山西，“自咸丰年间清政府洞开卖官之门后，山西商人便趋之若鹜，开始钻营官场。而现在，官风不正，办事效率低下，什么样的经济都会被拖得一塌糊涂。”具体煤炭这个领域，“与土地的关系无比紧密，而土地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特殊性，使从事这一行业的经营者，最主要的关系对象，“是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

　　这种种约束条件，使山西煤炭富豪作为一个群体兴起的速度，比中国大多省份要晚不少时间。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这些煤炭富豪，因其张扬的“

　　剥离那些炫耀性的符号，我们有可能洞穿那层层约束性条件，作为一个中国市场经济发生史的样本，来发现煤炭富豪的财富积累的历程吗？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思想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缚。”

　　39岁的温州人侯丽芳，后来她的辩护律师白涌生跟记者形容，怎么看“也是家庭妇女”。但是，她拥有的山西煤矿，硬投入已经超过2000万元。

　　7月2日下午，在杭州的侯丽芳接到电话，矿上出事了。这个电话再次改变了她的命运。

　　侯丽芳拥有的煤矿，在山西忻州宁武县阳方口镇。这天下午，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从杭州飞太原，当天只剩下一班晚上9点多钟的飞机。看起来，虽然侯丽芳并不在场，救援工作仍有条不紊。爆炸发生一个多小时后，接到报警的忻州市矿山救护大队即已赶到现场。大约在侯丽芳办完登机手续之际，晚上8点30分左右，此次实施事故救援的副队长徐伟明从井下上来了。

　　这场事故自此开始改变运行轨道，综合起诉书与相关调查人士的描述是:“徐伟明来到矿难指挥部所在地贾家堡煤矿办公楼二楼大会议室。宁武县煤炭工业局局长亢存焕、总工程师连玉明随即上前了解井下矿难情况，徐伟明即在桌上绘制井下情况示意图，在标注遇难者遗体位置时，连玉明以人多嘈杂为由，将徐伟明叫到隔壁房间，亢存焕及李天恩(宁武县委副书记)、李德生(副县长)也相继进了房间。徐伟明用粉笔在地板上画了井下情况示意图，并逐一标出了30具遗体的具体位置(实际死亡人数是36人，徐伟明下井只发现30具)。在得知死亡30人以上要上报国务院处理后，亢存焕提议能否少报，徐伟明与救护队同伴商量后，说报29人，亢存焕说，报29人是国务院与省里处理的临界，要么实报，要么再少一些。于是，徐伟明便根据井下生产的需要开始在图上擦减人数。就这样，死亡人数在宁武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的默许下，由‘懂政策’的煤炭部门干部随意商定，最后确定为19人。”

　　大约晚上11点钟，侯丽芳与哥哥侯传高，还有嫂子及母亲坐飞机到达太原机场。在出站口等候他们的是宁武警方，坐着警方的车，他们连夜赶路，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到了宁武。此后，侯丽芳一直呆在五寨县看守所。

　　侯丽芳后来跟她的律师介绍说，“这次是她第三次到山西”。

　　2003年5月，侯的丈夫陈治芬与宁武阳方口镇签订联营贾家堡煤矿接替井的合同。不幸的是，今年2月，陈在南京出车祸去世。4月20日，侯丽芳第一次到山西，完成更换合同书上承包人的名字，她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座矿井。一个月后，侯丽芳再次到宁武，取回合同。

　　对这座矿井，侯丽芳所知道的全部信息，律师白涌生转述说，“应该是合法矿井，允许生产，如果不允许生产，老公是不会承包的，况且如果不合法，政府还会在合同上签字吗？每天生产多少吨？有没有检查？不知道”。

　　看起来，侯丽芳对这次矿难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有调查组人士后来向记者描述当时侯丽芳的想法，“人已经死了，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能让我继续干下去”。

　　为侯丽芳张罗矿难善后种种事宜的是她的哥哥侯传高，到了宁武，在警察的跟随下，侯传高开始筹款。山西浙籍矿山井巷协会负责人周时选告诉记者，“我看过他的账单，都是一两百万的借款”。在筹足了1400万元交政府事故处理小组后，侯传高自己也失去自由，他被关进朔州看守所。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说他接触过侯传高:“我们不摄像，你能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死亡人数？”侯传高当时给出的答案就是“19个”。在曲与他的同伴拍完所有转移遗体甚至火化的镜头后，曲仍希望有关人士能跟他说真话，结果，包括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副县长李德生在内，所有人共同的答案都是“19个”。但是，这一事故所有当事人对事件走向控制的努力，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