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的温州人梦想

　　煤炭的温州人梦想

　　侯氏兄妹，温州平阳县南雁镇人。在宁武承包煤矿的温州人，大约一半出自这个镇上。温州人伍生(化名)介绍说，“侯家父亲还有舅舅卢成秋，是最早出来做煤炭的温州人”。周时选也算得上早期中的一员，周说，“最早的一批，应当在1975年”。

　　在太原见到周时选，对煤矿老板有钱人的想象，全部失效。周一身老棉袄，全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仅仅几百元。但说起他在忻州与长治的两个煤井，“一个已投入1500万元，另一个投了3000万元”。记者接触的周与其他温州煤炭投资者，唯一从外表上看得出财富符号，是软包装的中华牌香烟。同样，记者接触的县镇官员，共同的标签也是软包“中华”。1979年，周时选第一次到山西，“为了找工程”。“当时的迎泽路(太原最具标志的道路)，好像还是土路。”温州人“找工程”，一般的程序，按周时选的说法，“找到那些道路、桥梁的建设指挥部，从他们手里承包一段工程”。山西要建的，主要的不是道路与桥梁，而是煤矿。第二次，1981年，周找到了工程:西山矿务局的西曲矿，一个日本人投资的年产300万吨的矿井。接下去的程序，是周回到温州，拿着西山矿务局的证明，通过县市省三级政府，办妥介绍信、出省证。第一批，周带出了200个温州施工工人。回忆当时，周说，“除了浙江人，还有四川人来这里承包工程”。不同的是，后来，不少温州人成了矿主，更多的四川人选择了下井挖煤。

　　这个时候，山西正开始“有水快流”的政策时期。更多的温州人——当时浙江驻山西办事处的阎敏才回忆说，“主要是苍南与平阳县的温州人”，周时选说，“由于我们的工程质量好，进度快，多数工程都由温州人包下来了”。有趣的是，记者曾努力寻找能够印证温州人这段历史的山西人，但无论大型国有矿的官员，还是小型乡镇煤矿的负责人，却没有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清晰的记忆。在温州人自己的印象里，大约在80年代末期，温州人即已有开始承包山西煤矿的了。主要代表是胡育林，“他在大同承包经营煤矿”，阎介绍说，“他大约在山西有六七家煤矿”。但胡拒绝采访，也拒绝证实关于他的所有说法。早期的温州承包者，由于煤炭行情弱，没有太多成功纪录，阎说，“自然大家不太记得”。

　　温州人真正引发山西人的注意，始自2000年后。其实，大约10年前，周时选即已在武乡县开始承包煤矿，“我也是从一个温州老乡那里接下这个煤矿的”。不过，周的此次投资并不成功，“300万元，签了5年的合同，但熬不下去，每吨煤成本30元，却最多卖20元”。撑了两年，耗尽300万元，周撤了。2001年，周又回来承包煤矿，“这个时候的价格上涨到40～50块钱一吨”。随后，煤炭的行情上攀，更多的温州人来了。

　　比较而言，更知晓温州人情况的阎敏才将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人分新老两个阵营，老的如周时选与胡育林，新的投资者2001年后开始挤进山西。这批新进山西的温州煤商，仍以苍南与平阳两县为主，周说，“一方面是煤炭有了行情，过去熟悉煤炭的温州人回来了;另一方面，则是平阳水头镇皮革城治污，又挤出了不少资金”。

　　水头镇与南雁镇相邻，在平阳县的简介里，“2003年，水头镇制革企业1261家，占地近3平方公里，从业人员3万余人，年加工猪皮1亿多标准张，年总产值38亿元。其生皮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但是，浙江环保联合检查组的检测报告显示，水头镇的鳌江，“1992年，鳌江水系还属于二类水质，1994年降到四类，1995年后，发展到劣五类”。在环境标准里，地面水环境质量中劣五类已经是极限，河流基本失去功能。从2002年开始，平阳县下决心开始治污，选择的策略是，先限产轮产，然后停产治理。而在这里从事皮革业的温州人的现实是，后来参加温州炒房团，频频接受采访的吴春波介绍自己，“别看我这样年产值1000多万的企业，其实也只有五六个工人。产值再高的温州老板，也多数是家庭的手工作坊”。以研究温州经济而著名的胡宏伟向记者介绍说，“低质低价，这是温州产品的一般特征，而治污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产业上规模，这又是多数温州皮革业者无法达到的现实”。

　　去年曾经去温州调查过这一过程的杭州《今日早报》记者莫际芳介绍说，“我们还到温州银行去了解过存款余额”。结果发现:去年温州的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左右。与这一事实相对应，温州炒房团成为各媒体报道的重点，随后即为温州炒煤团的新闻。吴春波接受采访时，说温州人，“不能让钱在银行里多躺一天”。

　　媒体推测——“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由温州人承包，年产量达8000万吨”。之后，浙江经协办、驻京办与温州市协作办进行了一次官方调查，去年5月公布的这个报告称:“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分布在山西全省，共计300多家企业，累计投资30亿元，煤炭年产量总计2000万吨，约占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如以安监总局李毅中给出的“全国煤炭产量30%由民营矿生产”，那么温州人所占山西民营煤炭产量的比例，也并不算高。平阳水头镇治污挤出的资金，在投资山西煤炭30亿所占比例有多大，即使新进山西的温州人，也无法给我们算清楚。不过，一般接受记者采访的温州人携款来山西，基本上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多大的投资，两年内，基本能收回”。即使这份对温州煤炭投资者的官方调查，对这一说法也没有给予否认。

　　水头镇挤出了几十亿的游资，而苍南与平阳的温州人对山西煤矿又非常熟悉，在这种情形下，伍生说，“新来的温州人，都是老的带出来的”。不同的是，他们的资本量，在短时间里，“有了质的变化”。以温州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习惯看，胡宏伟说，“选择煤炭行业，也符合他们一般的行为模式。只要有高利润回报，他们一般都不太怕风险”。

　　在岳父与大舅子的引领下，侯丽芳的丈夫陈治芬2003年来到山西宁武，投资煤矿。熟悉他们的温州人介绍说，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侯丽芳，“一直在家带8岁孩子，与七旬婆婆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