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12月27日《南方都市报》登出了一篇《我想救儿子，但我不能卖身》的报道，说的是已失去劳动能力的彭辉林救儿的故事。新闻刊登后，未引起任何关注，无人愿意伸出援手。这使彭辉林很失望，也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些用噱头求助的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昨天的报纸上再曝新闻：为救儿求助的彭辉林就是13年前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舍身救人、身负重伤
、荣立一等功的英雄。
不错，只要常看新闻，就知道有的人在向社会求助时会用“卖器官”“谁救我母，我就嫁给谁”等噱头引起社会的关注。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现在社会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如果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公民，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伸出援手，那他的经济能力是不可能的，这就必然有选择性；即使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还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不知道谁是真正困难最需要帮助的人。当媒体报道了“卖器官”“谁救我母，我就嫁给谁”的困难者，这自然能够吸引人们的关注，在需要帮助和能够帮助的双方之间形成沟通。所以，彭辉林没有特色的求救可能就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整个新闻点击率才354次就是证明。
还应看到，救助者是通过“卖器官”“谁救我母，我就嫁给谁”的呼声使人们知道了一个需要救助的生命，因此才有人慷慨解囊的，与他们的身份无关。现在，彭辉林曝出自己曾经是救人英雄，其作用和“卖器官”之类相同，就是吸引眼球，使人们知道了有一个孩子的生命需要救助。但我以为，公众是否救助，与这个孩子的父亲曾经是一个英雄，应该没有丝毫的联系。我们所救助的是孩子的生命。在生命的天平上，所有的价值是没有差别的。不能因为这是平凡人的孩子，就可以死亡；那是英雄的孩子，就格外有价值，需要救助。除了对生命的尊重，除了人道主义的精神，附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哪怕是政治成份，都是不恰当的。我们不是有民警还收养了死刑犯的孩子吗？从这点看，那些以“卖器官”引起救助的生命，不该得到丝毫的歧视。
至于彭辉林本人，因为在13年前的大爆炸中救人，造成残疾，失去劳动能力，产生后遗症，生活困难，这当然是应该关心的。但这首先是政府部门的责任，谁让他流血又流泪的？是相关部门没有做好对他的安置工作。在这一点上，倒是不能亏待英雄的。
人道主义是公众进行生命救援的唯一标尺。公众被“卖器官”的噱头所吸引，确实可能忽略另一些十分需要救助的困难者，但他们只能做到这样。把需要救助者的情况搞清楚，使每一个确实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那是政府部门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