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忠伟
现实争议的“历史化”，历史问题的“现实化”，中国国力对日将超未超的“擦肩效应”，造成了中日关系的“历史更年期”现象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唐人李冶的“八至”诗前两句饶有哲理：“至近至远东西，
至深至浅清溪。”用这两句来形容中日关系现状，再贴切不过了：高层往来中断、民族主义抬头、政治矛盾加剧，构成了一衣带水的这两个近邻现阶段国家关系“政冷”的特征；然而，它又有“经热”的表象，突破2000亿美元的贸易规模，折射出两国经济、贸易依存的加深，对区域乃至国际经济影响的上升。可见，中日关系这个“东西”说远也远，说近也近；说深也深，说浅也浅。
当前，日本对中日关系现状的思考，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提法，即“1972年体制消亡论”。其论点是支撑中日关系发展迄今的基础、结构及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适应新格局、新内涵的双边关系体制未能应运而生。旧矛盾未解，新摩擦不断，导致了这对双边关系发展的不顺。
确实，中日关系正面临1972年建交以来最为复杂的局面，两国的政治与安全困局有从结构性性质转向国家利益引导性质的危险。现实争议的“历史化”，历史问题的“现实化”，导致双边摩擦加剧，增加了解决争议的难度。其背景是两国综合国力发展的碰撞及中国国力对日将超未超的“擦肩效应”。可以说，这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更年期”现象。
在此背景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双重性特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与历史翻案同步走；强化对美关系与发展对亚关系同步走；维持对大陆关系与对台地下活动同步走。这种外交战略的两面性反映出这对双边关系的困局：一是当年针对前苏联的美日中联手反霸战略格局的内存矛盾的显现；另一是历史问题几成“死结”。2005年1月，自民党的一份新纲领政策显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可能“常态化”。显然，日本对华关系中的消极面在扩大。“1972体制消亡论”流露出部分日本精英、舆论对中日关系发展前景的怀疑、对两国共同利益扩大的怀疑，以及对中国国家走向的怀疑。
实际上，从中日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国际战略格局、区域合作态势、经济发展势头等看，冷战结束后，中日在安全、政治、经济、环境、能源、技术方面的共同利益、现实利益、战略利益、长远利益、潜在利益越来越大。中日关系的稳定，以及两国为谋发展、求稳定而做出的努力甚至姿态本身，都对两国、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李冶“八至”诗的后两句是“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伉俪情深固然有之，但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者也大有人在。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利害冲突、也有反目为仇的。目前，中日这对“夫妻”确已从寻求诗和梦的艺术境界进入了寻求一个实实在在家的技术境界：应该在《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具备婚姻车间熟练技工的操作技能：大故障不出，小故障及时排除，以免落入走火入魔的境地。
转换成外交语言讲，就是以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为鉴，排除干扰，正确对待历史，取信于邻国，积累政治善意、加强战略对话，形成对利益共同体的认知，进而使双方的利益冲突得到制度化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