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芒克：我完好无损地活到现在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陈 琛 发自北京

　　芒克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常去的据点是北京三环边上，他们叫作“食堂”的一家餐馆。那天，艾未未端坐着，与大家低声聊天；艾丹有点喝高了，脸涨得红红的，

正在痛斥一个来自浙江的文学青年的品味；一个中戏的女学生导演正在热情邀请别人去东方新天地观看她和男友新排的，据说和佘祥林冤案有关的话剧；一个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某人的前女友，沉默地坐着；40岁的肌肉美男宝琦，据说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做过模特的，以前是西安美院的学生，现在是MBA的解说员，业余客串画家，穿着短袖T恤正在高谈阔论一些有关艺术的话题。他刚刚给芒克的少妻潘无依画了一幅肖像：画面上的美人儿娇俏动人，胸前挂着一颗蓝色石头，众人看了，都喝彩道，画得真像！

　　芒克朋友多，来来往往一茬一茬的。过去一起办杂志的那些人，北岛、黄锐，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来往。“跟我喝酒的都不是那拨人。”

　　2003年，他写过一本回忆录性质的《瞧，这些人！》，基本上都在写他的朋友，克制和谨慎地写他们的逸事。比如他写陈凯歌嘴皮子利索，“差不多能用嘴奏出交响乐”；写北岛，“眼珠子微突，就像两颗石头子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顾城戴着那顶牛仔裤裤管做成的“晦气”的帽子；他和多多交换诗集，就像两个人决斗前“交换手枪”一样。

　　那天晚上，芒克开了一瓶威士忌。席间有60年代的，70年代的，80年代的，芒克是1950年生人，算是大哥。他一头白发，坐在主座上，很引人注目，也很随和。那天他并不多话。尽管已经有许多著名的朋友写文章描写了他魏晋名士般的酒风，但我看到的是他温文尔雅地举杯。如他所说，他基本上是无酒不欢，但酒风甚好，不会随便和人打架。“要是喝多了就打人，谁还要和你喝酒呢？”

　　忽然听得“叮当”一声，原来是酒杯子，不小心碰倒了。艾未未说，芒克情绪似乎有些低落呢。

　　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芒克共抽了16支烟，而且抽烟的习惯非常好，随手就把烟蒂都倒掉。抽完第12支烟他倒了一次烟灰缸，采访结束后他很习惯地又倒干净了。

　　我们谈到了1976年。在诗人芒克那里，1976年的记忆似乎很单薄，他有些语焉不详。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在相距30年的语境对切中，他感到了某种不可逾越的隔膜。

　　月工资38元的草厂工人

　　1976年1月，在白洋淀插队7年的知青芒克回到北京。他和岳重、多多等人是“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核心，因此也有人认为“今天派”诗歌与“白洋淀诗群”，有着密切渊源。

　　“我们这批人，十几岁时就被号召到农村当农民，回来后等着国家给分配工作。那时候找个工作可不那么容易。没人给分配工作就回家呆着去，着急有什么用呢？但每个人都得想办法活着——没办法的事情。”

　　在家闲着的几个月，由于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来往的就是严力等写诗的几个。因为家住得近，有时候晚上他就和严力住在一起，一般朋友都断了来往。

　　“母亲说，出门得戴黑纱，不戴不行。”

　　“1976年领袖人物去世，唐山大地震又死那么多人，‘四人帮’垮台……”对于这段沉重的历史，芒克并没有那么狂热，他只是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社会要变化，有事情要去做。

　　“对于我们来讲，有变化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必须承认，由于他表述的含糊，你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是否踌躇满志，是否哀愁。

　　“20多岁的人了，老在父母面前晃悠，总不是回事。”那年10月，终于给分配工作了——北京造纸一厂，一家国营的厂子。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宿舍，他觉得自己自由了。

　　一开始，和两个老工人一起收稻草、麦草，相当于草料厂的看守者。草厂里堆积的巨大草垛比几层楼还高，有一次因为电路短路着火，草厂烧起来了，郊区野地里，风一吹，火势没法控制，一烧几十米，把人都快烤熟了，只有等消防队来。芒克当时一门心思积极救火，还被领导表扬“干得不错”。

　　当国家工人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先后在纸浆车间、出纸车间呆过，震耳欲聋的厂房里，说话都听不清。“我太不喜欢工厂里的工作了，但没有什么选择。也不能随便写东西。”

　　一个月38元的工资，月月不够花。“当时肯定觉得很无聊的。”能够接触到的读物不多，对读书芒克也失去了头两年的兴趣。有时候他就和老工人喝喝酒。工厂里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还写诗。

　　1978年厂里组织篮球比赛，芒克打后卫，这是他记忆中一段愉快的经历。除此之外，能有的快乐也就是偶尔和严力、北岛几个老朋友的小聚。“我们聚会没那么严肃，比较随便——不谈诗，什么也不谈。”

　　“那时还分合同制工人、国家工人，厂里的头还对我说，‘不容易，你算是国家正式工人。’厂里的人对我都还挺好，但我不争气——不是办那个《今天》嘛。”

　　后来恢复了高考，芒克也没太大兴趣，至今他的学历依然还是初中生。

　　不可不提他和北岛，虽然近年他们来往比较少。“我们俩从1972年认识后，关系就一直特别好。他比我稍微大点，挺够朋友的，我有什么难处，他也会帮我，没饭吃，给点钱之类的。我们一直没红过脸，没翻过脸，没吵过架。”

　　1978年底和北岛等人合办诗歌杂志，芒克向厂里请假，厂里不同意，后来知道芒克在外边干“这种事情”，就更不同意了。工厂宽大为怀，希望他迷途知返，希望他回来，但要回来，必须写“深刻的检查”。28岁的芒克非常拧，不肯写，索性就不要工作，专心去办杂志。后来，芒克收到了工厂的一封信，盖着章，说他“旷工几百天”。他被开除了。

　　“开除就开除呗！”令人悲哀的是，父亲也与这个“逆子”闹翻了。诗人芒克没了工作，到复兴医院看过几天大门，“干一天给1块钱，不干不给。那还是多少人保我，才做了个临时工。”

　　摇身一变，诗人成了画家

　　从此芒克再也没有过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一年多前，他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还是“待业”。

　　“我也很少写诗。”从1988年起，到整个90年代，法国、日本、美国，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各国到处乱跑，那时候机票、吃住他们都管，参加一些朗诵会还给一些报酬，就跟演员一样，有出场费。报酬还可以，日本一般是朗诵一首诗5万日元，美国1000美元左右，法国3000法郎，这点出场费，用来生活还是不够——但那时在北京生活，有点饭钱就可以。”

　　他的小说《野事》，根据他在白洋淀插队的经历写就。作家阿城对《野事》评价很高，“饱满，元气淋漓，一股子少年人的直朴和温柔”。芒克是“白洋淀诗群”中最后一个回城的。回去当工人之前，他烧毁了6年间写的全部诗稿。

　　他仿佛在20岁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流浪者”的形象。20岁，身无分文，山西、内蒙都去过，也不认识人，买不上火车票，扒火车。路上就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交朋友，那些人管吃。“我妈给我往白洋淀写信也不见回信，以为我人可能没了。我回去我妈一看这德行回来了，我就给她讲我去哪儿了。年轻的时候没少叫我妈他们操心。我胆特别大，我去哪儿都无所谓，一个人。”

　　一个人从外面浪荡回来后，芒克开始写诗了。“我们家一直对我写东西不当回事，现在他们也没当回事啊。父亲1991年就去世了，他在的时候对我写东西很反感，因为写东西老招事，弄得自己连工作也没了。”

　　芒克一向被冠以“一生放纵爱自由的”的“浪荡者”的美名，30年后的今天，他似乎已经“转型”成功，摇身一变，成了画家芒克。“我从来没有过大钱，也不指望这个，但我起码完好无损地活到现在，长这么大连医院的点滴也没打过，不也活得挺好的吗？我去年开始画画，也都是因为我老婆怀了孩子，租了房，逼得没办法。我根本就没画过，不会画。”

　　“颜料和画布是艾丹赞助的——我没钱买油画材料。我只管画，画完之后他给拍照片，印请柬，安排地方搞画展，所以我摇身一变干这个啦，愣给画上了。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画画，现在居然还要靠这个为生了。”

　　他画了3个月，画出十几幅，朋友们捧场，给办了个画展，结果——大家还真的喜欢他的色彩斑斓，卖出去不少。他用这笔钱在北京东边的四惠交了房子的首付。买了房子之后，他又身无分文了，然而好歹是和娇妻、幼儿，过上了他迄今为止“最为稳定”的生活。

　　“我这人挺容易满足，也没那么大欲望，别吃了上顿想下顿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是画画，没准什么时候一抽风，又开始写诗了，难说。”

　　“今天”的名字是28岁的草场工人芒克取的。1980年代初，“今天”的几位诗人(后来他们的作品被评论家们界定为“朦胧诗”)在玉渊潭举行诗会，无数少年爬到高树上瞻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北岛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开始，但是会场始终安静不下来。

　　阿城回忆说，“芒克走到台前来，用眼睛扫了一下下面……会场立刻安静了。”

　　被芒克轻描淡写“忽略”过去的是：“朦胧诗”被认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具有启蒙色彩，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的一份文学刊物。当年活跃的“朦胧诗人”，后来都已经声名显赫：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而作为这个流派一员大将的芒克本人，在读者中也一直享有巨大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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