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媒体正在报道，吉林贫困父亲刘福成给六位富豪写信求助，请求捐资救助急需治疗的女儿。年关在即，这个报道引起人们复杂的心理感受（见昨日《羊城晚报》头版）。
刘福成写信向富豪求助，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深值同情。一边是无力支付的医疗费
，一边是随时可能死亡的女儿，可供刘福成选择的路在哪里？俗话说病急乱投医，人在穷途末路之时总会想尽一切可想的办法，写信向富豪求助，是刘福成的无法之法。
这个求助行动，无疑成了富豪们面对的一道道德难题。因为媒体的积极参与，富豪们怎样回答这道道德难题变成了公众事件。众目所视之下，刘福成求助成功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变得大起来。我当然无法否定这一乐观趋势的出现是出自富豪们的本心，然而更愿意设想媒体广泛报道所引来的公众压力在其间起到了何种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贫富分化现象成为众议纷纭的题目。众议之中，有人否认社会性的贫富分化正在形成，有人断言“仇富”心理只是平均主义的遗留，力图使问题变得轻松一些的人说不存在“仇富”，人们所仇的只是不正当致富者。而客观情形是，社会情绪之中裹挟着对富裕阶层尤其是富豪行为的一般性对立态度。
媒体一方面在不断报道富豪们令人难以想象的创富业绩，一方面在炫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豪华消费，同时在不断提出富豪们对慈善事业、公益活动出资不力的问题，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情绪上的否定性态度不断放大。此次刘福成写信求助得到各地媒体相当热心的传播，固然体现了媒体对弱者生存境遇的关切，也应视为对先富阶层进行道德拷问的一次具体化操作，此前这样的拷问已经在抽象层面和现象层面有过很多次了。
可以想见，如果刘福成的求助行动没有呈现出一定的乐观趋势，整个社会舆论将会作出怎样严厉的反应；也不难设想，如果这种十分具体又极易调动人们感情的事态发生，关于贫富分化的社会情绪会被推进到一个怎样的水平。因此，让刘福成求助行为呈现出乐观趋势，对富豪而言具有某种不得不为的因素，而且这一趋势的出现也使可能由此推进的社会紧张暂时得到了缓解。
不过，令人无法轻松的是刘福成求助行为及其社会反应方式，可能被不断采用，而每一次求助都可能引起社会情绪的相应反应。向富豪写信可能成为一种求助模式，但从富豪那里获得救助并不总是有把握的事情。媒体发动救助行动曾经大有成效，近几年还有哪家媒体能够有效发动救助白血病患者的行动吗？只要缺乏制度性的保证，任何曾经一时灵验的救助方式都会因为悲情求助的不断出现而渐渐失去响应。求助的响应会渐渐丧失，而悲情总是能够打动人心，这样社会情绪就会不断淤积。
当人们都在盯着富豪们怎样应对刘福成的求助时，但愿更重要的问题不要被忽视。毕竟富豪是否做慈善事，是他有权选择的事情。而刘福成面临困境的时候，又最应该向谁求助，向社会的慈状况中介机构求助，问这个问题也许有些残忍，但绝不是没有必要。事实上，他最应当向政府或制度设计上的有关部门机构求助，向社会的慈善机构求助，因为政府或制度设计上有的关部门机构具有提供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基本职能，公立医院也在政府权力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为什么作为一个公民，刘福成在“没有办法”之前，甚至没有做出求助于当地政府的尝试，这中间的意蕴值得深思。刘福成求助不只是向富豪们提出了一道道德难题。
我们绝不认为富豪们不应当对贫困者有所捐助，但应当不等于必须。我们更怀疑医疗救助个案的普遍意义。当人们在遇到困境时是否首先想到政府，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而且关系到政府是否会去完善有关慈善与救助的各种体制。建立妥善的社会救济制度也好，促进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好，都需要公民不断对政府提出相应的要求，而政府对这些要求的不断回应和制度完善，则更应常有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