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安全生产的基础上，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甚至牺牲职工生命为代价。”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一句痛言。之所谓痛言，是因为这一年来的煤患矿难，夺命去财，不仅于遭殃罹难者成为灭顶之灾，对于屡屡下井同甘苦、抚泪共悲情的温总理来说，也是锥心之痛。所以他重重地说:“教训十分惨痛
！”
在温总理说出这番“绝不能”之前，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也曾表示，我们承认我国目前的安全生产现状比较严峻，但并不因此就允许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绝对不赞成这种观点。黄毅所不赞成的，是某位知名院士的一句话——“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
“不幸生在中国”，当作一声“何至于此”的叹息，是沉重的；当作一种“只能如此”的心态，却是凉薄的。牺牲部分人，成全整体；牺牲一代人，成就长远。多少年来，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局面，却都不乏类似的态度与主张。具体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被代替以种种冰冷的名词，藏身于抽象的理论，被设定为“大局”之下必要付出的代价。在重促工业城乡分治的要求下，那长久被限定在农村里的几代农民，不是如此吗？在后发追赶比较优势的要求下，那十几年劳顿不止而薪酬毫无长进的劳工，不是如此吗？在城市发展土地紧张的要求下，那屡屡被强制拆迁却又往往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拆迁户，不是如此吗？在经济飙进能源紧缺的要求下，安保缺位冒死作业的矿工，难道也只能如此？
温总理的“绝不能”表态，当然并不能就真的令矿难从此销声匿迹，不过这其中的人本立场会让人觉得温暖——固然“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也让人沸腾。而且结合近来中央一系列针对矿难的整治动作，有理由相信，这“绝不能”的权衡，并非只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纸面呼应，而确有“要经济更要人命”的决断。有人质疑国家不必一锅端地关闭封杀小煤矿，致令部分煤矿遭遇池鱼之殃，且有朝令夕改之弊。实则造成如此池鱼之殃与朝令夕改印象的根源，乃是地方政府一再罔顾策令放行小煤矿。在人命、经济与暴利之间，中央、地方与煤矿老板三方博弈，可欣慰的，是中央政府越来越能够谨守人本理念，而可担忧的，是地方政府与官员未必终结得了对经济政绩及具利的崇拜和贪恋。
年前，国家发改委和山西省组织了一次“煤炭可持续发展专题调研”，得出我国每生产1吨煤需要付出70多元的隐形代价，其中包括平均实际动用2.5吨的煤炭储量与损耗2.48吨的水资源，以及损耗与煤炭资源共生、伴生的铝矾土、硫铁矿、高岭土等土矿产资源达8吨……其实，这个隐形代价清单还需要拉得更长，在可见可算经济账之外，再加上毁灭于矿难的矿工生命，再加上尘肺病导致矿工失去的“自由呼吸”，以及在这条链条上继续下去的“机会成本代价”、“后续发展能力代价”，这代价又何止70多元？
经济的发展，终究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吗？又或者，经济的发展，究竟以付出何种代价为宜？无论是国际潮流，还是中国时下的觉醒，都要求探究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所以，最起码的一点，在我们已然探索到了这条脉络、窥看到此间的可能时，如果再安心于“悲惨的增长”，便是一种耻辱。如果一种完全没有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得的，那我们至少需要列出那些我们已经明白绝对不能沦为发展代价的宝贵项目——生命、健康、尊严、环境、权利、自由。
经济以人为本，而人以此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