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我是个公民了吧

　　佘祥林 我是个公民了吧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湖北京山

　　雁京镇上，向来很少有戴帽子的人，就算是冬天也很少，可佘祥林算一个。

　　佘祥林是今年6月份才搬到镇上住的，可是镇上的人几乎都认得他，都知道他是被冤枉了11年才放出来的“杀人犯”，也都知道他因为这个得了好多钱。可是人们看他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他的走路和说话都是那么怪异，无一和别人相同，因此总是惹得镇上的人笑话。日子长了，佘祥林逐渐成了镇上人闲时的笑柄。

　　佘祥林的眼睛坏了，见不得强光，他自己说是在监狱里被打坏了，现在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线。走路的时候，他的脊背老是僵硬地挺着，头梗着，手贴着裤线，他也看不清笑话他的人，只好站住，停一停，低着头想一会，右膝盖往前弯一弯，再弯一弯，才慢慢伸出右脚。有时候，看他的眼睛多了，他还会同手同脚地走路，这个动作总是惹来一阵笑声。

　　他身上的手机响了，他就被响声吓得身子一抖，还要到处看看，半天才把自己的电话掏出来，贴在眼皮子底下，贴上半天，邻居说他“用眼睛跟电话亲嘴”，音乐响好久，他才找到接电话的按键。

　　有时候太阳大，他走着走着，就在马路当间突然站住，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立着，双脚并拢，一个人在白晃晃的大太阳底下晒着，好半天都不走。

　　佘祥林在被逮捕前是当地的治安巡逻员，他的武功在当地是出了名的。“三四个是打不倒他的，他最擅长擒拿手，一两下就能把人制住。”一位熟悉他的村民说。

　　“他现在是不是有精神病哟？”附近小区卖菜的妇女是个大嗓门，她对旁边的人说，“连把芹菜也不会买，几毛钱都算不来，眼睛眯个‘一线天’，嘴巴叽叽咕咕半天，还是算不清楚。听不清楚他说的一堆话，也不知道说的哪国话，要说给谁听……”

　　“还是不要乱说话，要是让他听见，会不会发癫？”卖猪肉的老汉小声嘀咕。

　　旁边没了声息，卖菜的妇女果然不再说什么，开始忙着嗑瓜子，吐瓜子皮，不一会她就和另一个妇女说起悄悄话，两个人不时发出大笑：“那个佘祥林会不会关得太久咯，想女人想疯了，把脑子憋坏了？哈哈哈哈！”但笑归笑，她还是时不时朝佘祥林住的地方瞟一眼。

　　11年前的冤案

　　11年前，1994年4月，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九组村民佘祥林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京山县公安局怀疑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逮捕前4个月，佘的妻子张在玉走失，村民们说她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同年4月11日清晨，一具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女尸在附近一个村落的池塘里浮起，公安认定这具女尸就是佘祥林的妻子。　　

　　1994年10月13日，佘被判了死刑，这个判决被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到1998年6月15日，佘被京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佘的上诉，维持原判，此为终审裁定。

　　据说佘在服刑期表现很好，所以才能减刑3年半。本来到2005年8月他就刑满出狱了，但3月28日，出走了11年的张在玉突然归来，佘祥林沉冤得雪。

　　佘祥林39岁了，他一个人住在镇上一座居民楼的6楼，两个兄弟帮他租的屋子，

　　但这个唯一的活人，也时常像块石块一样呆呆地坐在6楼的阳台上，看着天渐渐黑掉，因此，屋子里的小板凳，只有放在阳台上这一个是亮亮的，没有灰尘。从阳台望出去，是凌乱错杂分布的楼房、平房，近处被油绿的菜田、白亮的鱼塘包围着，有零星的树在鱼塘边站着。

　　这一个晚上，天才黑一点，薄雾就慢慢升起来了，雾气里什么都是模糊的，只有天上的月亮是黄黄的。佘祥林呆坐着，不开灯，“开灯和不开灯对我没有什么区别。”他继续呆坐着，有时候脑袋里有很多人的声音，乱乱得充满了脑袋，“脑壳里好像在打架，闹得不行”。

　　“签字！”

　　“按手印！”

　　“杀人的过程？”

　　“我没有杀人。”

　　“谁能证明你没有杀人？”

　　“祥林，你什么时候能回家？”

　　“祥林，爸爸把她埋在祖坟那里了。”

　　“你们冤枉人。”

　　“爸爸，爸爸，爸爸。”……

　　京山县法院和荆门市中级法院的刑事裁定书上都认定佘杀死妻子的“事实”：

　　1994年元月20日晚10时许，佘将精神失常的妻子从床上拉起来，带到一处瓜棚里关起来。第二天凌晨，佘将6岁的女儿抱到父母房内，谎称妻子出走了，然后以外出寻找妻子为由，拿着手电筒、麻绳和张在玉的毛裤，推着自行车出门，来到瓜棚内，给妻子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他把妻子带到吕冲村九组那处池塘边，“趁张不备，用石头猛击张的头、面部至张不能动弹，将张拖到堰塘的东北角，用麻绳将装有四块石头的蛇皮袋绑附其身沉入水中。次日下午将从张身上换下的衣服全部放在自家灶里烧毁”。　　

　　京山县的几位居民告诉记者，当时佘祥林的杀人过程被媒体披露后，影响很大，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人间恶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谁知道这竟然全是假的。

　　前妻与因他而去世的母亲

　　佘祥林现在每天睡觉最多只有3个小时，他说总在梦里梦见母亲下葬时也没有闭上的双眼。

　　上访后，母亲杨五香在京山县看守所被关了9个月，“她变得又聋又瞎，不会走路。”在病痛中捱了3个月后，母亲去世。

　　妹妹说，他坐牢的时候，不会骑自行车的母亲常常头天晚上就开始琢磨去谁家找证人，为了省下坐车的钱，她常常在凌晨三四点开始走路，谁也劝不住。走田里的小路，有月亮的晚上，50多岁的母亲会少摔几个跟头。天亮了，母亲才能走到要去的地方。

　　走回村子的时候，母亲的脸常常是青肿的，头发上粘着草，衣服裤子被扯出洞，有的洞是红的，“不认识的人，肯定把她当成一个疯婆。”住在村头的一个年轻人说。

　　“现在我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哪里的树都是那么几个杈杈，哪里的人都是两条腿一个脑袋，哪里的房子都是四面墙一个窗户！我到哪里去呢？我原来以为出来以后，世界会很大，可是，怎么反而变小了呢？那个家，怎么就那么像一口棺材呢？”

　　实在憋闷了，他就搭个车，回村子里去，在母亲的坟头前面蹲一会，抽根烟，冬天了，风把坟头的枯草吹得呜呜叫，他静静地听着，嘴巴抖得烟也含不住。可是一滴眼泪也掉不下来，他哭不出来。

　　母亲的土坟旁边，就是无名女尸的木头棺材，它变成了木块，七零八落地散在灰土上，灰黯枯黄的颜色，像枯树桩。那具腐烂女尸被认定为佘家“屈死的媳妇”张在玉后，“前妻的娘家人把我妹妹和我爸爸按在坟头上打……”

　　当时张家人要求佘家立即收尸。惶急中，佘家借了同村人的一副棺材去收尸。在归入祖坟的路上，在经过一个村子时，村民们不让他们通过，要他们走两公里的山路绕村而过。“山上没有路，等于在石头缝里走。”佘家大儿媳江银喜说。

　　现在尸体被派出所取走了，无名女尸的案件至今还没有结果。他说，女儿一直记得女尸停在他家堂屋的晚上，7岁的女儿佘华容不敢睡觉，在门槛上坐了一晚上。

　　在坟头可以看见他家的新房子，才粉刷的新房子。佘家的老房子是何场村九组最为破旧的土坯房，父亲佘树生拆房子的时候，后脑勺被砸破了，但还是睡在没有屋顶和窗户的厨房里。

　　佘祥林说，他出来后原只打算活15天，计划了每天要干什么事情。他摇摇头说：“15天，15天就够了，然后我就去陪我妈妈。”

　　前妻突然出现的那一天，正是他的生日，离刑满释放还有4个月。

　　“我不信教，可是信命，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不认又能怎么样呢？她一给我打电话就哭，说对不起我，不放心我，说我太单纯，现在的世界和11年以前不一样……我只能安慰她，就算我痛苦，我又能干个什么呢？”

　　到北京去参加活动，很多记者问到他的黑帽子，是不是怕别人认出他来。“我只能苦笑，我能怎么说呢？”

　　“可是，有了我这样一个人，总可以变点什么吧！法院，法律，要变一变吧！”

　　他的母亲去世时，家里人才发现，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她唯一的一张照片。

　　他说，这是他现在最珍贵的东西了，他把母亲的身份证夹在《国家赔偿法》这本厚书里面。书是一位研究赔偿法的大学教授送给他的，他每天都努力在看，用兄弟帮他买的放大镜在看，凑到眼睛跟前看，可是半个月也只看了15页，“眼睛太疼了，被弄坏了，看一页就受不了了。”

　　在佘祥林服刑期间，他写有一份长达30页的申诉材料，可见这样的记述：

　　“我遭到残酷的毒打、体罚，刑讯逼供、诱供长达10天11夜”，“鼻子被多次打破之后，他们竟将我的头残忍地按到浴缸里，几次因气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呛得差点昏死”，“(他们让我)蹲马步，还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脚骨”。“公安分成几组审讯我，不让睡觉，当时我看什么都是重影的。”

　　他收到的求爱信很多，“可是……”他低着头说，“我没有那种想头了，在监狱里，到第3年的时候，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我没有办法。”

　　他没有再让女儿在东莞打工，他让女儿继续读书，想让女儿成个文化人，成个能保护她自己的人。

　　他最自豪的，是他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上面有自己的黑白照片，他指着自己的名字给记者看：“我的！佘——祥——林。这说明我是一个公民了吧！”

　　前妻离开家11年后，2005年12月8日，他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去找街道的主任，“今天要开个离婚证明，算是正式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