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春：2005年的激情、偏执与怪诞

　　李宇春

　　2005年的激情、偏执与怪诞

　　李宇春，2005年中国最火爆的电视节目“超级女声”年度总冠军。

　　一整个夏天，人们都在讨论，为什么超女这么红，李宇春这么红。人们试图通过了解这其中的原委，更好地理解社会心理和群众趣味。不管原因如何，李宇春都是2005年最响亮的那个名字。虽然这个名字，越来越像一副鲜花盔甲，包裹着那个具体的21岁女孩，成为一个卸不掉的身份，拥有匪夷所思的魔力。

　　她的成名之路，与以往的明星都不同。她替很多普通女孩子实现了梦想，或者她让很多投票者沉醉在权力的幻觉中。

　　李宇春和玉米之间的感情联系，也与其他的偶像/粉丝关系不同。从超女后续事件来看，确实存在数量可观的忠诚玉米，始终保持痴迷不醒的粉丝狂热。和别的明星比起来，李宇春更像一个教主，一个帮派掌门人。

　　已经发生的这些事，都不在李宇春的预测和掌控之中。就像超女后来也超出了主办方的控制。寻找事件发展的动力和线索，简单的，这是一个女孩子的传奇命运；复杂的，我们需要牵扯到中国娱乐业的历史和现状，还有激荡时代里易于亢奋的群众心理。

　　李宇春被写进《时代》周刊，从这个名字和附着其上的现象，我们确可读出2005年的激情、狂热、偏执和怪诞，这里有时代的生命力，也有时的病症。(刘天昭)

　　费俊龙、聂海胜 飞天双雄

　　自从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载人航天以来，各国已有22名宇航员为航天事业献出了生命，航天员的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讲，费俊龙、聂海胜是当之无愧的“航天英雄”。

　　尽管美国、前苏联早在我们之前很早就实现了飞船上天，尽管神六上天更多的是一个科技事件，但对强烈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人而言，神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幼时家贫，濒临辍学，但意志坚定，矢志不移；吃罢千番苦，方为人上人；十年磨一剑，飞天问苍穹，有志者，事竟成。两个农家子弟努力实现的“中国梦”，对许多在困境中挣扎的有志青年来说，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持。 (赵灵敏)

　　顾长卫 使中国电影不那么堕落

　　《孔雀》还是年初的事。年末大片喧嚣，再想起那电影来，更觉得静静绽放的美好。

　　和很多好的文艺片一样，安静底下是情绪激荡的乐章。2005年，我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焦虑，脚步匆忙。可是因为这部电影，很多人停下来，回看青春和成长，回看梦想的火焰和灰烬。生命内在的焦灼与舒展、残酷和美好，在暴躁疯狂的时代里，就像城市里的孤清寂寞的树，要驻足，要深呼吸，我们才注意得到它，体会得到它。

　　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孔雀》带来了这样的一次驻足、一次深呼吸。在陈凯歌和张艺谋拼首映式排场的热闹里，绿幽幽的《孔雀》就像那棵风姿自在的树，它是2005年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收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是这部电影应得的肯定，但是只有放在中国迷茫躁动的电影境况中去看，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它的价值。

　　顾长卫说，拍《孔雀》是为了“使电影看上去不那么堕落”。电影是为迎合市场泡沫而堕落，或者市场只是堕落的一个体面借口。人们为什么每看国产大片必定失望？因为我们已经读不到电影人的心。

　　这个长期沉默的摄影师，这个自称本无野心的艺术家，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在安静中始终有坚韧的力量紧握，始终有激动的情感荡漾。 (刘天昭)

　　李敖 文化怪杰的回乡之旅

　　李敖来了，李敖又走了，11天的“神州文化之旅”，国内对其宠爱有加。

　　李敖在大陆的广受欢迎，原因无外乎以下方面：第一是他强烈的反叛意味，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反两蒋，反李登辉，反台独，谁当权他就反谁，这在将直言一骂看作一种气节的社会氛围里，自然非常得分。李敖以自己亲身经历为证，让大陆老百姓明白坚持追求真理、民主和自由的人，即便被打压、被监禁，只要不放弃、不妥协，一样可以成为历史与真理的“战士”。

　　第二是他传奇的人生经历：骂过人、坐过牢、出过书、娶过女明星，笑傲江湖，特立独行，这一切与中国传统文人严肃、方正、耿介的形象大相径庭。

　　第三是他在两岸共有中华文 化、同是中国人、必须走向统一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含糊过，并与“台独”势力、“台独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抗争，是台湾鲜见的公开支持“一国两制”、反对“台独”的旗帜性人物。 (赵灵敏)

　　崔永元 他病了，还是时代病了？

　　今年崔永元说了很多实话。一部分实话说的是事实，一部分实话说的或有偏颇，但是却是出自他的真心。大家都说他病了，一部分是因为他确实患有的忧郁症，一部分是因为他违背了我们对某些问题保持沉默的默契。后者是唐吉诃德病，前者很可能是它的并发症。

　　把全社会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痛心疾首地着急、难过、绝望，为之抑郁。这担当是不是太自大了？这担当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据说，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可是即使你只想做一个人，崔永元关心的那些问题，你也必须关心。我们的电视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崔永元大声疾呼。他所关心记挂的，又不仅是电视，不仅是媒体操守，他关心世道人心。在革命电影的陶冶中长大的崔永元，或者真的是有英雄主义的情怀未散。可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是，他说错了什么吗？他说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真问题啊。

　　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曾经给人们带来欢乐，也给电视节目形态带来变革。但是比较起来，都没有他在2005年以病人的身份说的那些实话，更有震撼力，更让人肃然起敬。 (刘天昭)

　　张友骅 掘墓“高捷”弊案

　　2005年，台湾TVBS电视台“2100全民开讲”节目追击报道“高捷”弊案，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张友骅作为该节目的特约嘉宾，与李涛、邱毅、胡忠信被比作台湾新闻界的“F4”，成为民众眼中的弊案克星。

　　张友骅与其同事揭露的“高捷”弊案，被认为是对台湾民进党最大的打击，不仅考量了公共工程应该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且直指民进党“当政”5年以来普遍存在的政商共犯结构，在政治普遍腐化的台湾当下，维护了新闻界的尊严。“高捷”弊案直接影响了2005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的结果。

　　张友骅本人长期供职于新闻界，以撰写人物评传和军事评论著称，与台湾政治圈也有着深厚关系。他出身党外杂志，曾任自立报系记者、《民进周刊》副总编辑、“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支持陈水扁。但自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后，张不断抨击政府各项弊端，尤其是对“总统遇刺案”提出质疑，使得张与陈正式决裂。

　　张友骅半生与政治结缘，却因不断抨击时弊，先后为国民、民进两大“执政党”暗整。其境遇不失为映射台湾党派政治的一面明镜。 (胡国栋)

　　黄禹锡 “民族英雄”的跌落

　　可能没有人拥有比黄禹锡教授更富传奇色彩的2005年了。

　　年初，他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克隆狗斯纳皮，当这条漂亮的拉布拉多犬在草地上撒欢时，黄教授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时代》杂志把斯纳皮评为年度最重要的科学发明，韩国邮局为他的生日发行了特种邮票，民众更视之为韩国的“民族英雄”。然而，以女工作人员卵子事件为转折，黄教授盛极而衰，到了年末，作假丑闻全面曝光，他最终成了整个国家的耻辱。

　　黄禹锡生于1953年，正处于朝鲜战争后的萧条时期。5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替邻居喂养牛群。童年的艰辛促使他发奋图强，29岁时他获得兽医专业的博士学位，并最终成为首尔国立大学教授。

　　他的研究曾不仅给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萎靡不振的韩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给意志消沉的韩国百姓重新带来了自信。因此，本次丑闻事件不仅仅是黄教授个人的问题，更可以理解为是韩国现状的画像。 (赵灵敏)

　　人见人爱 李英爱

　　-元涛 发自韩国汉城

　　如果不排斥虚构形象，那么入选年度人物的应该是徐长今，尽管在姓史中，她是否姓徐已湮灭不可考。而所谓客大欺店，落实到《大长今》处，就是当我们试图把李英爱与徐长今扯开来打量时，才发现，这是件困难的事。

　　《大长今》服装人员李某说：“李英爱虽然贵为顶级红星，但很谦虚。她喜欢吃零食，愿意与工作人员在快乐的气氛中一同分享。”这很像长今，不管仇人恩人，都是病人，为了救人，容不下半点私心。李英爱的经纪人说：“无论多么细小的事情，她都要做到最好。”这和徐长今一样，做菜要讲诚心，否则滋味不对。此剧拍摄了7个月，李英爱没有请过一次病假。对此，她说：“在长今身上不轻易放弃、永不退却、坚忍、乐观的力量是魅力无穷的，我一直努力用120%的精力把这些美好的特质表现出来。”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时连导演都说OK了，她却还要求再来一次。或许，李英爱确实有着一些和徐长今类似的特质。诚恳、认真，面对逆境屡败屡战，令人感觉到女性的力量之美。

　　以上，基本上也就是徐长今附体李英爱进而成功劫持中国观众眼泪和感动的原因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如下：要平等待人，要以理服人，要坚韧不拔，永不言败。可是，从幼儿园起，我们天天被耳提面命的，不就是这些个理儿吗？何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都已老大不小了，突然还要李英爱跨过潮涌潮落的黄海来给我们启蒙？

　　尽管你可以垂涎剧中精美绝伦的韩食(当然你到韩国来就会失望)，你也可以感佩长今执迷于剖腹产(专家说不太可能)，但这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业已发现的秘密：原来，我们热爱的，只不过是这些朴素的生活理念。花花草草，物衰物华，能让我们迎风流泪的，还是那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正如来自咱宝岛的漫画天才几米，那么清淡的一左一右一唱三叹，就和李英爱一样，把我们搞得心乱如麻，泪水涟涟。

　　如果说一部剧能改造一个人的魂灵或打理一个社会的习气，那与诬指利用小说反党一样荒唐。所以，李英爱唯一的价值，也就是给我们片刻的欢愉和温情，天气忽冷忽热，老板忽阴忽阳，股线忽跌忽涨，即使世事是这样的多艰，我们需要的，也实在不是太多。如果非要挤出宏大叙事不可，我们也只能说：我们太热衷于反思，想多了。我们太懒于行动，想完拉倒。

　　因此，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感喟：“徐长今就是那韩国版的阿信，阿信经历过什么？管家虐待，父亲毒打，地震袭击，丈夫自杀，长子战死，竞争威胁，企业破产，可最后，照样活得目光炯炯，这就是一个平凡女子足以逼男人脸红脸白的坚强和勇气。”

　　也就是说，所有表扬徐长今的话语，如果让我们听来有几分道理，那么一定是老生常谈。如果有人不甘心平庸，非要谈出点凸凹不平来，那往往就是胡说。

　　“大长今就像一份心灵鸡汤，让我们在不断拼搏的环境里静下心来，重新接受儒家‘仁’精神的洗礼。”别整那些棉花套子，你就告诉我，在鸡汤里洗完了，你将怎么样？从此就死心塌地按徐长今的招法去应对职场人际？台湾省被称为“大长今博士”的姚怡安在徐长今身上，解读出了这样的内涵：“儒学是活在韩国人思想中的理念，他们没有想(借大长今)去传递文化的什么东西，但很自然而然地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这是一种想当然。我甚至不知道他说“儒学是活在韩国人思想中的理念”指的是什么。在我的观察里，所谓韩人对儒文化的坚守，基本上是一个善意的一厢情愿的误读。西化的政体，全球化构架的经济，儒的位置在哪里？况且，关于儒的核心理念，连我们至今都仍在公说婆说，又据何判定韩人的儒呢？如果硬要说有，恐怕也是更多体现在旅游企划案上以及影像作品中吧。

　　可以举一个反例，韩国企业，被法律压着，极不景气又人浮于事也不容易辞退员工，这可能是仁了。可后果是什么呢？企业再不愿意招入新人，因此造成的就业困难，几乎令人窒息。再说李英爱自个儿，把个长今演绎得活灵活现，可在实际生活中，不也同样因交友不慎而陷入吸毒传言中？警方中的某些狂热分子因为热爱长今，所以对英爱兴趣多多，曾秘密监视她的一举一动。被逼无奈，她只好去验血、验尿，自证清白。若徐长今地下有灵，会怎样笑她呢？

　　专家胡掰，市井小民的表白也未必靠谱。有人这样说：“我总把长今比做心目中那一个完美的自己，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要是长今她会怎么做。长今从不和人争吵，长今从不埋怨，长今对做菜十分用心，长今当医女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这些都让我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我们活着就为了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看到人们的笑脸，这不比每天忙忙碌碌只为自己活开心很多吗？”

　　看看，这多像早年的贴到教室后墙上的决心书。

　　当然，庸俗化表达也是人权之一种，但我实在无法欣赏观众这样谈感受：“大长今的坚持还表现在工作细节上，对身体有损害的食物，她坚决不会给别人吃，就算是皇帝也一样。我记得曾经有个企划案，因为我上司一个小小的差错，使利润减少30%。我发现了问题，但上司很自信地告诉我，没关系，我也没敢跟他顶下去。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虽然现在我心里感到有点骄傲，但很懊恼为什么自己当初不坚持。”

　　这种表述，已经有点像当年膜拜主席语录了，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狠批灵魂深处私字一闪念，一句顶一万句。由此，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掀起一场学习徐长今及李英爱的全国性运动？要知道，没有雷锋王杰海迪式的人物供我们揽镜自惭已经很久了。

　　Google两兄弟

　　IT时代的最大神话

　　塞吉·布林与Google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都还只有32岁，他们从来不羞于谈及自己超大的雄心。2004年他们公司首次登陆华尔街，在当时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中，“让世界更美好”便是他们阐明的目标之一，他们从不掩饰这一目标。

　　“如果你想搜就能搜，几乎像拥有第二个大脑，那就妙极了。”布林说，人脑是“(搜索)还能有多大改进的现成证明”。这一小团生物运算能力“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易于使用，而且非常快，比目前人类/电脑的互动快得多……所以改善空间显然很大，我们距离物理极限还很远。”

　　搜索引擎有朝一日能与人脑相匹敌吗？为什么不能？如果你刚刚过30岁，能够支配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运算资源，还有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可烧，那么任何事情似乎都是可能的。

　　打从在硅谷心脏的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起，布林与佩奇就没有惧怕过大的想法，也不担心成为另类，结果便是电脑时代最壮观的企业神话之一。在许多方面，2005年是布林与佩奇的大创意成熟的一年，尽管他们还未证明：他们能够确立Google在商业历史中的地位，而不是又一家昙花一现的互联网企业。

　　Google搜索引擎的影响在全球回荡。“无论在跨国和国内意义上，它都发挥着民主化的作用”，布林在谈及Google提供的信息时这样表示。“10年前斯坦福大学最德高望重的研究者，在得到这种信息方面，还不如今天坐在孟加拉国一家网吧的人。” (黄广明)

　　Bono 政治主唱家

　　从年初进入摇滚名人堂，推出自主品牌服装，到组织Live8大型慈善音乐会，说服世界多名政要为全球贫困人口出钱出力，再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个忙得“很少有时间独处”，戴着墨镜，衣着时髦的U2乐队主唱，因其为“世界消除贫困”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在2005年年末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成为年度人物。

　　Bono(波诺)出生于一个下层中产阶层的爱尔兰家庭，父亲经常向他灌输“人不可以有梦想，有梦想就意味着有失望”的思想，还说他成立乐队不过是三分钟的热度。但是，波诺带领他的U2却最终屹立乐坛25年。

　　1985年，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众多世界流行的歌手们来到非洲进行慈善演出，在大多数人离开之后，波诺和妻子到埃塞俄比亚的一家孤儿院工作了6个月，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他在各种场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怒火高涨！”他“经常利用宝贵的演唱会时间，对着成千上万U2的铁杆歌迷，一遍一遍地重复那套令人感到乏味的政治演讲”，他和比尔·盖茨等人一起支持各项援助非洲的行动，他“使世界消除贫困运动变得性感、更有号召力”了。

　　然而，U2毕竟是一个摇滚乐队，首先需要的是保持活力四射，而不是沉闷、政治化，波诺也已经意识到，是到了对音乐和慈善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赵灵敏)

　　特丽·夏沃 15年植物人之死

　　2005年春天，美国佛罗里达州女植物人特丽·夏沃，在断水断食13天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对她所引起的热烈讨论和轩然大波，特丽一无所知。

　　一个在病床上静静躺了15年的植物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状态，要求活人重新审视自己对生命的定义，要求法律进一步明晰对人权的界定。她不知道从最高法院到美国总统，都因此卷入了这场风波。她不知道，这讨论从医学到宗教，从法律而政治，将美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头串联，让对立者对立得鲜明，让中间者和局外人读出一个美国的社情民意。

　　不管人们如何讽刺布什作秀，如何批评他借宗教之力巩固政治阵营，特丽所引起的讨论，首先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发言的社会。美国人更关心，保守价值是否在回温，政治是否在堕落；中国人看到的，却是一个能够将生命价值和国家体制联系到一起的顺畅思路，这个思路已经足够健康。

　　特丽的问题，安乐死的问题，对于医保还未解决的中国人来说，显得太高级、太遥远了。但是其实，抛开政治法律社会环境因素，生命的终极问题却是无论贫富，都应该直面、应该深思的。特丽引起的讨论发生在2005年，这个问题却是亘古永远。 (刘天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