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老外看中式社交

　　《环球》杂志记者/李晓明

　　甘博仁，英国人，文革后第一批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欧洲学生，专业是文言文

　　在西方，人们通常是通过在家里举办鸡尾酒会或家宴来引朋会友，结交新知。在中国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交际活动。

　　中国人在有外国人的场合常常会不自在，往往最后是外国人聚在一起聊天，中国人单独在一起聊天。因此，如果我要举行这样的聚会(有中国朋友参加)，我会把人数控制得越少越好，以便大家充分交流，同时我会努力去为他们做介绍。

　　在西方，我们还会通过请朋友看戏剧和歌剧来交朋友。这在中国可能不大容易，除了语言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实际困难是，通常这些表演在晚上开始，只能是在这之后去找个饭馆用餐。我猜这么晚吃饭对中国人来说并不习惯。

　　我有很多朋友和中国人结婚后定居在中国。中国现在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国家，不过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外国人适应中国的生活比起中国人适应外国的生活更加容易一些。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比外国人要强。在西方，中国人常常住在一起，除非他们出生在国外。

　　老杜，美国人，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资深编委

　　我1998年来北京的时候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时侯在街上很容易碰到热心肠的人，他们与你聊天，给你帮忙。那时侯与中国人交际的范围很广。而现在我大多数的中国朋友都是身边的人或者那些跟工作有关的人。

　　现在中国人的社交生活吸收了西方的很多东西，这是很健康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每种社交方式都有利有弊，现在的中国年轻人玩保龄球、滑冰等等，他们的娱乐方式跟美国的同龄人差别并不大。

　　我参加过一些中国人朋友搞的派对，觉得与西方的不大一样。中国的此类派对是以食物为中心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不多；而在美国，大家参加派对或者去朋友家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娱乐和认识新朋友。

　　我的妻子是中国人，去年我和她回她东北老家过春节，“

　　但我能够理解这些变化，我生长在美国得州的一个小镇，我们都在镇里上学，在镇上开派对，在镇上约会交女朋友，很少去别的地方，甚至任何从镇外来的人都被看作“敌人”。而现在镇上的人都出来旅行或者工作，到世界各地去，这跟在中国发生的情况是很类似的。

　　当然，传统的文化还是有它的价值。你只要看看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到乡下的老家去过节，就能明白传统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这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大家都会在圣诞节和感恩节与亲友相聚。

　　卡利姆，叙利亚人，旅居中国5年，父亲是外交官。本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社交方式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程度。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人变得很开放了，另一方面年轻的一代仍旧尊重传统的文化和思维。

　　在现在这个

　　在中国，我觉得不认识的人之间是一道墙的，你必须要打破这些障碍才能拉近关系，尤其是在男人之间，他们比女人在人际交往上更加保守一些。

　　在中国做生意与在国外做生意的不同在于，在国外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可以把生意做好，但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很重要的，要在中国做好生意必须要跟别人成为朋友。一旦你跟中国人成了朋友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是很善良的，不自私，如果你有求于他们，他们都会尽量帮忙。

　　要跟中国人交朋友我觉得首先是要讲好中文，另外是要适应中国的思维方式，懂得中国的文化。我原来不会打牌，后来我学会了麻将，还学了“

　　《环球》杂志:走向陌生人

　　《环球》杂志记者/孙浩

　　站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熙熙攘攘的人流前，一位外国朋友脱口而出：“中国人太幸福了！”他觉得，在这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度里，人们每天能有如此丰富的机会去面对、接触新的人群，难道还不算幸福？

　　这是主持人张泉灵1月17日于《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新闻发布会上引述的一个桥段。

　　中国人爱社交么？中国人会社交么？《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为这种盘点提供了首份量化素材。本次调查的3785位采访对象年龄15~65岁，来自不同的城市乡镇。得出结论为：中国人总的沟通能力已经及格，但社交能力尚未过关。

　　在专家眼中，从“只爱自己人”到“走向陌生人”，中国人的社交圈正在逐步放开，但仍需继续扩大。

　　及格并不万岁

　　社交，顾名思义就是人际间的社会交往。有意思的是，在形容人际关系这一概念时，中西方似乎都喜欢将它形象化，如中文的“关系网”、英语的“Social Network”，说到底就是个体与社会交流互动的一个“网络”。

　　而中西方更趋一致的是，社交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有人似乎都难以规避被“关系网”一网打尽的事实。

　　在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联合发布的沟通指数报告中，中国城乡居民沟通指数得分66.84分，越过及格线。然而，在一系列细化的测评指数中，体现沟通活动能力的指数却大多差强人意，其中又以“社交参与”一项最为薄弱，得分仅47.38分。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沟通意识”较强(74.74分)，具备浓厚的人际交往兴趣；但沟通能力却相形见绌，尤其是包括社交参与、媒体接触、沟通工具使用三个子项在内的“沟通活动”指数(59.29分)未能及格，其中“社交参与”得分最低，而“社交参与”对个体人际网络的广度和质量具有决定意义。可见中国人的社交状态还有极大提升空间。

　　社交≠聚餐

　　那么，中国人整体社交水平究竟弱在哪里？

　　零点公司总裁袁岳博士认为，中国居民社交活动的参与度较低是主要表现之一。报告结果显示，中国居民平均每人参加的社交活动仅为1种，甚至有42.6%的受访者表示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

　　此外，中国人社交活动种类较为单一，内容不够丰富，也对整体社交水平造成影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饭桌社交”一枝独秀。袁岳认为，“饭桌文化”毕竟是中国社交文化的传统之一，老百姓习惯把事情放到饭桌上来谈。看来，“要社交上饭桌”的中国式社交套路还要占据头把交椅相当长时间。

　　不过，如果与自身纵向比较，一些新的社交方式还是逐渐吸引中国人的眼球。此次，体育运动(13%)和卡拉OK(12.12%)就分别排在社交方式参与度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而集体旅游、茶话会、公益活动、舞会等方式也成为少数中国人的选择。

　　毋庸置疑，社交的频率和多样性是考察社交质量的重要环节，这一点是由不同人群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袁岳举例说，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白领”或许会因更丰富的知识背景、更频繁多样的社交活动、更有效的沟通能力而使自己的社会联系更为生动和丰富。比如，鸡尾酒会可能在“白领”群体中并不鲜见，但沟通能力低端群体则很少有机会参与进来。

　　熟人好办事

　　“放心，咱有人。”

　　“他是自己人。”

　　这类话语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听到过，甚至自己也说出过。这种言辞表现出的心理可以总结为“熟人好办事”。如若有了急事求助于人，恐怕大多数中国人的首选对象都是亲友。

　　然而，你或许没有想过，正是“中国式社交”的本质特点——“熟人社交”，制约着中国人社交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居民沟通指数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人际交往呈现明显的“亲缘社交”特点，而与陌生人的沟通能力相对较弱，对“陌生”的社交圈资源利用不足。

　　由中国文化特点决定，亲缘关系在中国人社交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亲戚圈、同事圈、同学圈、社交圈构成中国人际交往的功能圈，而中国人在这4个圈子中的交往亲密度和依赖程度则依次降低，差距明显。77.9%的受访者与亲戚联系紧密，而与社交圈联系紧密的人仅有48.3%。

　　“内外有别”是中国人社交心理的一大特点。如果按照依赖度、信任度、亲近感由内至外划分人际圈，亲戚/恋人无疑是“内圈”最重要来源(97.19%)，其次分别是同学老师(45.87%)、邻居(44.05%)、同事(30.58%)以及朋友的朋友(22.6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部分通过工作往来、偶然相逢、共同参加活动以及网络认识的人也得以进入内圈，尽管比例都不大。

　　生人就不好办事了么？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或许能够提供不同答案。

　　30多年前，美国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首次提出了他的“六度分离理论”。简单而言，即两个陌生人之间可以依靠“熟人找熟人”的办法通过五步就取得联系。

　　针对这一理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敦肯·瓦茨研究小组2003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实验结果。他们建立了名为“小小世界”的实验网站，要求志愿者联系上分布在13个国家的18个人。各地共有6万多名志愿者参与这项实验，的确有将近400人只花了5到7步就完成任务。

　　让研究人员注意的是，那些成功完成任务的人际链比不成功的更倾向于选择相识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亲友。研究人员认为，这从侧面印证了一些不太依赖亲朋好友的所谓“低亲密度”人际关系往往具备“高投入产出比”的假设。

　　拿什么来结网？

　　社交不能离开舞台，更不能离开通向这个舞台的桥梁。

　　《中国居民沟通指数报告》结果显示，中国居民对沟通工具的使用频率比较喜人。其中手机名列第一，和小灵通一道超过了固定电话。在年轻人中广泛普及的QQ、MSN、BBS，以及正在中国引发“全民博客”的BLOG也进入了使用频率最高的前六名。

　　同时，调查报告尚未涉及的SNS社交网站近年也发展迅速。至今，从普通交友到拓展商务人脉的网站都已大量出现，尽管目标不同，但小有名气的已有不少。

　　对于中国人的社交前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多一层温暖关怀，少一点功利因素。不过，袁岳认为，中国人社交中职业因素增强是目前的趋势，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功利性仍会是中国式社交的一大特点。

　　对于提高中国人社交能力，专家们也有不同建议。

　　袁岳认为，建设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交平台最为关键。此外，培养社区公众人物来引导社区沟通现状也是人们不要忽视的解决之道。

　　中国青年发展研究院传媒与青年研究所所长陈彤旭表示，对年轻群体的关注也有助于年轻一代社交能力的养成，有助于对中国人未来整体沟通水平的提高。-

　　我们必须承认，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似乎突然降临在我们身边的“新社交模式”，完全是全球化的结果吗？

　　《环球》杂志:全球化下的中式社交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

　　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社交模式，在上世纪50年代产生变化，40多年后的今天，受到经济发展、网络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中国人的社交模式也进入了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社交全球化”时代。

　　“社交全球化”，显示出中国社交形态更为多元化；意味着新兴社交方式的出现；也预示着随着新社交模式的产生,中国的社交礼仪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原来的大忌，也许到今天已成为小小的玩笑，原来的矜持，也许到今天就变成交往中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诸如网络、社区、party(社交聚会)、俱乐部，正成为中国人新的社交平台。

　　在一个充满变化的年代，人们对新的东西总是充满期待，但同时也容易被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所蒙蔽。那么，充斥在我们身边的各类新兴社交方式，真的是横空出世的吗？

　　没有舞会，因为男人的承受力

　　就当前的各类社交方式的历史渊源而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李宝臣研究员说：

　　“网络社交当然是全新的，部分社区社交模式也是前所未有。但除此以外，其他的形式都能从近代甚至古代中国找到源头。虽然说现在公共的集合式社交比较流行，但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种社交模式。”

　　在过去的中国城市里，除了朋友聚会和走亲戚等分散交流外，中国人原有的集合式社交空间，至少包括会馆、茶园、饭庄和寺庙。

　　虽然类似外国公共广场的社交场所在过去的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城市靠近水的地方也会有些季节性的聚会场所。如明清民国时期的北京什刹海，在夏天是老百姓的公共休闲空间。只不过今天是酒吧街，过去则是茶馆茶棚林立。

　　会馆是中国古时常设性的社交场所，建筑一般比较宏大。北京的湖广会馆，中间大厅可容纳1000多人。会馆多为寓居北京的官宦或商人修建的，主要用于满足乡情乡谊活动的需求，但实际上却承担了公众聚会场所的功能。

　　在李宝臣看来，Party也不是新东西，会馆和饭庄举行的有由头的活动就与此类似。在城市中，过去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活动很多，比如说满月聚会、生日做寿，大多数实际上就是找个由头聚一聚。这些活动的形式甚至比今天还要丰富，包括演出、喝酒、吃饭、聊天、下棋、打麻将，甚至赌博。

　　但中国传统的城市社交方式独缺舞会。李宝臣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公共空间是以男性为主的。北京在20世纪初“文明茶园”开张前，戏园子都不准女客进入。以交谊舞会而论，应该是19世纪晚期最早从租界内兴起，逐渐向外扩散的。

　　李宝臣说，直到今天，中国人舞会式的Party仍然不是很多。这与中国男性对女性社交开放尺度的承受力有关。

　　另外，目前国内一些舞会场所秩序不尽如人意，“就像台球刚到中国的时候，满大街支上台子，有的人赤膊穿拖鞋的就上场开杆儿”。

　　中国过去也有俱乐部社交形式，如京剧爱好者开设的票房和文人建立的诗社。在清代北京，南城的400多处会馆，都可以说是乡谊俱乐部，经常举办各类联谊活动，其功能类似今天的俱乐部。

　　但李宝臣表示，中国过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区社交模式。就是到了今天，虽然街道变成了社区，但其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各项权利的建设与维护还不够完善。

　　从明清到民国，中国城市实行的是坊铺制、保甲制。城下设坊，其下有牌铺，再下有甲。一个铺大约10个甲，每甲11户。可以说，一个铺就是一个社区。但这毕竟是将居民纳入政治秩序中，不具备自治的特点。虽然也存在社交，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社交”。

　　农村社交现代化

　　谈中国的社交，绝不能忘记9亿农民。而目前他们的社交活动处于何种状态，城里人知之甚少。

　　在古代皇朝，国家财政无法维持过于庞大的行政机关，明朝时全国只有政府官员12500人，加上几万吏；清朝官员25000人，加上十万左右的吏，平均每个县国家任命的官员只有5个。所以李宝臣认为，旧时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只能达到县级。

　　对于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状态的中国乡村，地方管理靠的是地方绅士和读书人。乡民一般对他们都比较尊敬，是因为他们充当了一些应该由政府扮演的角色，比如说救灾者、纠纷调解者等。

　　总的来说，原来中国农村的社交是处于一个较小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有资料显示，清朝时一个农民的社交距离不超过五公里，而社交方式无外乎年节和婚丧嫁娶。

　　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呈爆炸式发展，农民工也成为城市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大军。这些，都冲击着中国农村原有的社交模式。

　　过去，农民过年过节走亲戚，参加一些年节活动，目的相对单纯。而现在，为了能有更多的打工机会、要回欠款，乃至为改善与老板的关系，农民年节社交对象的范围更广了。

　　而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民社交目的性的增强。原来是村干部家过年门庭若市，如今是移居城里的包工头忙于接待各路亲友，有些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

　　可以说，随着经济发展、观念更新，中国农村的社交，也已经搭上了“现代化”的火车。

　　社交仍须讲礼仪

　　随着社交新形式的出现和不断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平等，在网络交往中，“废话”包括“客气话”也少了，直截了当似乎更受网民的青睐。这种新氛围似乎还有从网上蔓延到现实中的趋势。那么，原有的交往原则和礼仪是否也过时了呢？

　　实际上，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都还要遵循一定的“规矩”，这些规矩就包括社交原则和一定的礼仪。

　　由于社交活动是多人参加的，因此礼仪更显得十分重要。李宝臣认为，社交原则和礼仪有利于维护人在交往中的权利平等和交往双方的正当权益。简单的如服装整洁，复杂的如知道禁忌，有所回避。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礼仪是老套的繁文缛节，但事实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讲究礼仪都被视为有教养的表现。

　　“当然，礼仪不只是为了表现教养，还是‘有用’的。人们通过对礼仪的一定投入，就能够换来社交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礼尚往来，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社交原则。这与当代美国人的习惯有些相似。只不过美国人推崇的AA制是一事一结，而中国则是轮流坐庄。中国人喜欢记下别人的情，下回再还。李宝臣将之总结为：中国人在交换关系中掺入了人情味儿。

　　由于过去中国的人口流动性不如今天这样快，因此社交圈子的更换频率低。成人之后，一个人的社交圈子就基本固定了，因此社交中的物质交换基本上能保证是等价的。

　　另外，中国的礼仪讲究“重人”。一般人家的门房，都有要报告来客衣着的职责。主人会尽量穿上与来客差不多的衣服见客，以示尊重。这就是所谓的“主客穿衣一致原则”。

　　今天，人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但是其中的社交“平等”原则，仍可令我们一窥古人的细心、周全及对人的尊重。

　　“社交中，只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位置，以礼待人，就既不会使对方难堪，也不会遇事经常萌生该如何是好的疑问。”李宝臣说，“这对即将参加更多形式的社交活动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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