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烟花爆竹平安还俗反思立法理念

　　 立法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禁放失败源于征求民意不足

　　 面对习俗法律并非无能为力

　　今日关注

　　王永超

　　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2月4日向媒体公布：北京市“禁改限”首个春节未发生恶性火灾事故。

　　北京市“禁改限”听证会见证人之一李全利认为，“政府工作到位，爆竹烟花的采购、配送、管理各环节都落到了实处，加之市民非常配合，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燃放效果真是不错了”。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在全国二百多个城市“解禁”或部分“解禁”，并没有出现一些人所担心的“失控”，以致造成比较大的人身伤亡事故与火患灾情，热烈而有序的燃放，既保证了群众的人身安全，又营造出了浓浓的年味儿。

　　从13年前的“禁放”到此后的禁而不绝、再到今天的“解禁”或“限放”，我们的立法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里有必要反思一下。

　　“禁改限”措施到位烟花爆竹平安还俗

　　除夕之夜，离零点钟声敲响还有15分钟。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梆子井小区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迎接北京市烟花爆竹“禁改限”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14岁的陈琳慧第一次点燃烟花的手有些颤抖，旁边不断响起的鞭炮声，吓得她几次缩回手去捂耳朵。在爸爸的协助下，烟花终于点燃了。虽然爸爸鼓励她再放挂鞭炮，但她还是没有胆量，十几分钟后，她回到了屋里。

　　她的父亲、45岁的陈增海的感觉则大不相同。“13年了，说实在的，其实每年都放，但今年心情不一样。不再偷偷摸摸，光明正大才是真正的痛快。”

　　在燃放地点不远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小区保安拿着灭火器“严阵以待”，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

　　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每一个“禁改限”的城市。

　　来自重庆市公安局的消息说，同样是“禁改限”第一个春节的重庆市，春节期间无一起重特大火灾、亡人火灾事故和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治安灾害事故。

　　而在山东省青岛市，“禁改限”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当地公安人士透露，市民们已经能够理智地看待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了，违规燃放的市民一年比一年少。

　　禁放因何遇尴尬立法理念有偏差

　　当然，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一些市民对“禁改限”保持异议。

　　北京市“禁改限”听证会陈述人之一的魏有仁，就坚持认为“禁改限”使“部分人权益受到侵犯”，1993年禁放是社会进步，开禁就是倒退。这种观点得到了那部分不喜欢甚至讨厌烟花爆竹的市民的支持。理由是，燃放烟花爆竹影响休息、污染空气、制造噪音、损害人身安全等。

　　然而，12年来《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在北京面临着尴尬：一方面是政府强调城八区绝对不许燃放烟花爆竹，为此特在郊区县设定52处燃放点，并加派警力在市区巡查；可另一方面，52处燃放点冷冷清清，市区各禁放区却爆竹声声。市民们仍然习惯“爆竹声中一岁除”这样的传统民俗。

　　九三学社北京市政协委员刘耀威认为，北京实行“禁放”12年来，在执法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抵触，究其原因在于有关部门的立法理念出现了偏差。“一项法令如果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执行，某种程度上就说明法令有问题。”

　　刘耀威说，对于一个流传了上千年的传统，仅仅用一个命令就禁止了，方法未免简单。禁放的主要理由是燃放烟花爆竹会引起误伤、火灾、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存在。然而，就如汽车会造成车祸，但不能因此不让大家开车一样。“政府在立法之前，必须尽可能考虑不同人群的利益，尽量细化法律法规，满足大家的需要。”

　　社会复杂思想多样立法难博齐声叫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思想的多样性，几乎任何一项立法，都会在为一部分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不自由。可以说，没有哪项立法会得到全体民众的一致支持。那么，用尽可能少的“不自由”代价来换取尽可能多的“福音”，则是立法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上海市是全国最早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解除全面禁放的城市之一。上海市消防局危险品管理处负责人范先生说，烟花爆竹的不安全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燃放地点的不合适；二是销售产品的不合格；三是群众燃放安全知识的不过关。只要控制住这3个方面，就能控制住事故的源头。而能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些控制，是对一个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

　　据了解，在除夕前一天，不少北京市民收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的一条短信，在祝福新春的同时，特别提请市民注意节日安全，遵守《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此外，多种介绍烟花爆竹知识手段的综合运用，使相关规定与知识几乎尽人皆知。

　　就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所说的那样，“禁改限”的变化，表现出中国公共利益开始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这考验政府要用更加温和、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协调各方利益。

　　面对各种民间习俗法律并非总是无力

　　有社会学家指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习俗，即使是陋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根除。于是有学者认为，任何良善、崇高的立法动机，如果违背民众普遍遵从的习俗，都只能彻底失败，或者说就是在拿法律的尊严开玩笑。

　　法律果真在习俗面前扮演的总是失败者的角色吗？“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制、厚葬土葬的风俗、女人缠足的传统不是都成功地被新的法律制度禁止了吗？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迷信风水的传统习惯不是被成功改造了吗？”法律工作者张洁予指出，法律对习俗并不总是无能为力，关键是如何看待习俗和法律本身———对习俗要区分是良习还是陋习；对法律要区分是良法还是恶法。

　　酒可乱性伤人，爆竹也可伤人毁财。正是它们的社会危害性导致了被法令禁止的命运。但是，和那些纯粹的陋习恶习不同的是，酒和爆竹具有多重的积极功能。正是因为其积极功能的存在，使得其危害性不具有惟一性，甚至不是主要的，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陋习恶习之列。

　　现代立法理念不能一禁了之

　　张洁予分析说，纵观中国各地有关“禁放”的规定，大多是政府管理部门一声令下，几乎没有一个是在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

　　禁放烟花爆竹，看似事小，实际上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从立法到执法再到社会舆论的抑扬，绝不是当初立法者希望达到的一令下而天下寂的结果，如何认识

　　张洁予认为，十多年前，这样的常识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当年“禁放令”的立法者只看重法律对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却忽略了传统民俗的特殊性。民俗的背后是民意，法律不应该成为立法者的道德标签和凌驾于民意之上的主观意志。现代的立法理念决不能再停留在简单的一禁了之的时代了，在保留民族文化特征的同时，立法理念应该追上现代文明发展的步伐。

　　相关专题：北京烟花禁改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