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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群体 大历史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0日11:42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李梓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群体发动的

  如果时间和空间与历史契合,

  小群体的力量也许就成为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端。大历史正经的皮袍之后面,总是难免夹杂着偶然与荒诞的因素。而这 种群体的张力,往往成为最传奇的一章。

  一对师兄弟的诡计

  战国可称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个时期:“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当战国的外交趋势逐步演变成一极对抗多极时, 外交看上去成为一个国家的首要政务,因此专门出来一个群体,帮助各国梳理外交关系,或“事一强以攻众弱”(连横),或 者“合众弱以攻一强”(合纵),而国君一旦采纳某人的建议,立刻封侯拜相,赏宝马貂裘,这样的刺激,令许多读书人把这 看作发迹的一条捷径,纵横家遂大当其道。

  在张仪和苏秦出道之前,天下已经有许多聪明人在从事这项工作,这些纵横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势力和族群,国家外 交常常因为他们的流动而随意改变。

  天下形势未明之时,公元前329年,张仪来到秦国,开始了他艰难的连横之路。此时,商鞅已死,但其变法却在秦 国得到了彻底的主张,来自平民阶层的人士也有机会直接晋身国家管理层。落魄的贵族之后张仪看准了这一点。张仪的一生被 称为战国时期最成功的间谍,甚至可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阴谋家和骗子,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惜说谎、分 化、诈骗,他先跑到魏国去,说服魏国放弃惠施时代的方针,投向秦国,又曾经两次戏弄楚怀王,并最后拆散了各国的合纵联 盟。

  在张仪大搞连横方针并不断获得成功后,他的师弟苏秦也出山,并在赵国得到重用,被5国共同封相,拜为“纵约长 ”,意为监督5国合纵方针的秘书长,一时富贵显赫,甚至超过一个小国的国君。在《史记》中,司马迁把张仪的连横计谋和 苏秦的合纵方针并为一起,为他们一起作传,并认为这是他们哥俩合起来偷偷搞的诡计,目的就是为了把天下的权力一把抓了 。纵观战国形势,虽然未必就有司马迁写的那样绘声绘色,但也的确是被一小撮说客牵着鼻子走。

  绍兴师爷:幕后400春秋

  自从衣冠南下之后,吴越出士大夫就成为中国文化之胜景,历来长盛不衰,其中绍兴更是文气佼佼者。在清朝,浙江 每次乡试,常常赴考者上万,报考与录取的比例不到1%。剩下的做不了官,就只好做吏。至公元1723年,终于遇到刻薄 严峻的雍正皇帝,于登基之初下诏“六部经承不许专用绍兴人”,官做不了,改作幕僚,开启绍兴师爷幕后掌控中国官场20 0年的历史。

  其实绍兴师爷的历史要仔细追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元朝。当时选拔官吏的制度为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为考 满,可以到吏部选官,后来明朝也大致延续了这一种办法。虽说天下读书人都可以去三考选官,但绍兴第一是人多,第二是门 脸熟,愣是把自己的小群体扩大到全国政坛,弄得绍兴话长时间和北京方言一样成为官话。

  至于怎么把那么多人都弄进官场,这和黄夹镇的农民占领北京的馒头市场原理大概相同,首先从小熏陶,自然学会蒸 馒头这门技术,然后孩子长大了,领到京城,拿着名片找到同学说,你带带这孩子吧。老师傅说,想来蒸馒头的人太多了,门 外排了好几里长,这样吧,看在同乡面子上,先来当学徒,过几年门儿熟了,给你加个塞,放出去单干。绍兴读书人在三考吏 选官加塞的这门技术,被称为“飞过海”,在《醒世恒言》中专门有记录。

  官职既然是这样靠钱飞来的,上任之后自然要大肆搜刮回来,同样,绍兴也带动了全国官场的腐败。

  雍正年间,浙江几次遭遇文字狱,还一度乡试停试,吴越文人的仕途受到严重挑战,由幕前转为幕后不失为出路一条 。而天下官吏为什么非启用绍兴人为幕僚,以致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干了200多年,有经验 ,又有群体,官场有什么消息,可以互通有无。而且,绍兴人的职业水准也是不容置疑的,从开始念书起,先生一并连天下的 钱粮田赋、法律政令、文书等行政学知识一并教授,至雍正帝说“六部经承不许专用绍兴人”时,六部已经被绍兴官吏所占据 了。雍正堵死了绍兴人做官的通道后,绍兴师爷大兴,到乾隆年间,有官场笔记称天下绍兴师爷上万。每逢岁末年初,各省幕 僚齐聚宁绍会馆,可称为一时之盛况。

  幕僚一职,历史悠久,从来都是左右政坛的看不见的族群和力量,从战国四公子广蓄食客算起,历时已超过2000 年,但是像到清朝这样被一个地方的人所垄断,还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从四大寇到同盟会

  20岁的时候,孙文到香港西医学院学医,结识了后来被共称为“四大寇”的尤列、陈少白、杨鹤龄诸多志同道合的 学友,常在校园之内高声论政,公开谈论反帝制的话题引得旁人纷纷侧目。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广东人,而杨鹤龄更是孙文的 同乡。这段时光,被他称为“快乐的时光”。

  此外,孙文还认识了郑士良、杨襄甫等人。20岁的孙文,已经与他回忆中所说的那个“一般中国青年”远离,也远 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他的群体里的人多数信仰基督教,懂英语,学西学,以经商而致富,而每个人似乎都为他了解 社会的其他层面打开一扇窗子。此后他人生的许多时候都与这段时间的经历密不可分。

  在一群同样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的相互鼓励下,孙文的革命思想开始萌芽,并沿着他所熟悉的群体而生长。他的大哥孙 眉所介绍给他的预备用来经商致富的华侨和同乡,成为他未来为革命事业而筹款的巨大摇篮。他在香港的一批好友,成为革命 同志,尤列跟着他创办兴中会,郑士良、陈少白一直是他的有力助手。而远在北京的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对于孙文来说却是那 么遥远,大学毕业后,孙文曾奔走于总理衙门之前,上书李鸿章,又求告于同乡贵人,“翘首以期用世”,并提出劝农桑、戒 鸦片、兴教育三项“实事”。但他的这些改良举措并没有得到中国主流社会任何回应。

  因此,后来他东渡扶桑,并得到了属于他的那个群体的人的热烈回应,这其中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 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等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广东籍,具有同样的西学和西化背景。孙文登高一番演讲,即召来了和他完全 志气相投的一干人等,革命就这样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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