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到“族群”

　　-撰文/程巍 插图/夏大川

　　无数的“族群”构成了社会，它嵌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可以依据这种群体的发达程度来判断

　　个人从属于一个固定

　　地域(户籍制度)，同时从属于一个固定机构(单位)，此乃1949年到1978年长达30年的依附结构，其特 征是透明和稳定，便于国家进行垂直管理和控制，代价是抑制了社会横向流动，不利于社会的形成。国家大，而社会小。个人 被认为是固定地镶嵌在国家这座复杂机器上的螺钉，其流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抑制。

　　在一个时期里，这种高动员性的结构有利于整合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一些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建设，但其指令性和 对一致及服从的强调，却抑制了竞争，妨碍了民智和民力的发挥，国家最终会因此失去活力，陷入匮乏。

　　单位限制了其成员的流动性和创造性，它要求的是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单位的控制力不仅在于它为其成员提供了全 部生活来源，而且是其政治升迁和荣辱得失所系。离开单位，就如同被放逐到荒野，从此失去生活的保障和升迁的机会，因为 国家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接纳被放逐者的社会(“社会青年”一词就曾指那些没有单位因而形迹可疑的人)。

　　1978年实施的改革政策，使大批国民脱离了所属的户籍所在地和单位。这不仅是人员的流动，而且是私人资本的 流动。尽管国家最初以政策松动和银行贷款支持了这一流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一个独立于单位的社会形成了。人 们第一次发现不必依赖单位，就可以养活自己和登上社会台阶。国家不再是各种资源的唯一分配者。此时，被单位开除或离开 单位，不再是一种厄运，因为在单位之外已然存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他在这个社会里的命运，取决于他本人的智力、眼光、意 志、决断、经验、能力以及冒险精神，而不是依附程度。个体通过他自己而不是机构来显示自己的力量。

　　依附关系被割断。以前那种垂直而透明的管理和控制已然失效。这样的社会是自我管理的，它不透明，但那只“看不 见的手”而不是红头文件在暗中调节这一切。社会的日益庞大意味着单位的日渐萎缩。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单位本身实际已 成空壳，人们频繁地更换着单位。于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身份证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唯有它才持久，而单位工作证却越来 越失去持久性。

　　必须看到这么一个社会的存在。它不仅是一种庞大的经济存在，还是一种日渐明显的舆论和政治的存在。它鼓励流动 和创造性，也鼓励竞争、成功和冒险，并深刻地影响着制度。尽管它也像单位一样是人的聚集，但这样的“族群”是依据利益 、兴趣、信仰等原则自由聚合的，是一种合作关系，而单位人与单位主要是一种依附关系。无数这样的“族群”构成了社会， 它嵌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它保护了个人。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可以依据这种群体的发达程度来判断。

　　这些从身份和心理上脱离了当初的地理和单位所属的人是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们是创造性的来源，为社会带来了活力 ，丰富了制度。或许，应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威廉·詹姆斯在一次毕业聚餐会上对哈佛毕业生讲的那番话：“那些不服管教 的学生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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