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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网友直到报道去世消息才知道王选(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1日16:26 法制晚报
55%网友直到报道去世消息才知道王选(图)

本报与新浪网联合调查1670名网友55%“直到报道去世消息才知道王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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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称科研人员频繁曝光易浮躁 传媒专家称科研成果应被更好地认知

  几日来,王选院士辞世的消息占据各个媒体的显著位置。随着这位两院院士的贡献被系统梳理,这位被称作“当代毕昇”的科学家,才真正成了“名人”。

  与演艺明星去世引起的轰动相比,公众对于王选先生等科学界人士的关注少了几分。本报日前与新浪网联合调查表明,演艺人士比科学家在普通公众中拥有更高的知名度。

  面对公众的反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称,科学本身就是寂寞的工作,过程不值得炫耀,只有结果才有改变人们的意识和生活的价值。

  网络调查

  五成以上人最近识王选

  比起对名人的认知比例,对“怎样知道这位名人”的调查结果更能说明公众对于科学家的陌生。参与网络调查的16 70人中,有55%的调查参与者“直到报道去世消息才知道王选”,25%的参与者通过去世消息知道黄昆先生。

  另一项目上,分别有77%和72%的参与者首先通过作品知道“高秀敏”和“傅彪”,通过科研成果知道王选先生的参与者占65%,通过这种途径知道黄昆先生的参与者只有36%。

  91%的参与者认为他们认知更多演艺明星是因为“媒体对演艺圈的报道力度大于科学界”。

  演艺看过程

  科学重结果

  这个调查是否说明,媒体的选择性“失语”造成演艺明星比科学家更有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否定了这种说法:“除了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顶级科学家,任何一个国家的演艺人士都比科学家知名度更高。这是因为他们的职业工作方式不一样。”

  喻国明说:“演艺界人士的工作需要在媒体上曝光,他们提供给大众的快乐,就好比阅读一篇小说,人们体验的是过程的快感。知名度高低往往是他们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但科学本身则是寂寞的工作,过程不值得炫耀,只有结果才有改变人们意识和生活的价值。”

  喻国明教授还提到,衡量一个行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有一个职业社会声望度的指标,这个指标是看哪个职业更值得尊敬。我们国家曾经作过这样的调查,其中科学家的排名十分靠前。

  人物简介

  黄昆,中科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是我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2005年7月6日病逝。

  我反对“抛头露面”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是我国“第二次

世界大战日军侵华战争生化武器使用”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之一。

  李孝宽: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噪声与振动控制研究室主任。

  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噪声与振动控制。

  频繁曝光易浮躁

  步平说,历史需要公众去了解,特别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真相和史实,我们现在不是报道得过多,而是报道得不够深入和精确,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他很愿意配合媒体报道。

  但是,频繁曝光很容易浮躁,这是步平不喜欢曝光的一个原因。他认为搞科研的人就应该踏踏实实搞研究,而一般科研人员也是这么做的。

  不喜欢公开过程

  李孝宽则称,噪声与振动控制这个研究领域本身就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这个领域不喜欢对外公开研究过程。

  另外,他本人的性格就不喜欢“抛头露面”,遇到采访,特别是电视台的出镜采访,他都尽量安排其他同事。虽然把 “上电视”的机会留给别人,但对他们的采访提纲和样片都仔细看,以免出现专业错误。

  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民俗学,重点研究整合社会心理学、社会福利哲学、社区发展等。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目前研究方向为粒子之小和宇宙之大,以及二者相互关系,同时专门研究

能源问题。

  学术研究得益于媒体

  夏学銮称,他的研究领域属于人文社科,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他很希望他从理论角度对于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够被公民以及决策者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也得益于与媒体的亲密关系,采访能够使他了解到社会的最新动态。

  另外,夏学銮称自己的性格是与人为善,因此对于采访要求基本都会接受。

  重要意见公众应了解

  何祚庥则认为,他的学术研究和论文等可能大家看不懂,但是他自己关于各种问题的观点,他是愿意跟媒体说的。这不是为个人宣传,而是要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意见发表出来,被公众所了解。

  另外,何祚庥称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中宣 部参与过关于科技的宣传工作,所以能够理解媒体并希望把科学的理念介绍给大众。

  所见略同

  报道不实破坏权威性

  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抛头露面”,步平等四人都谈到了由于某些媒体的原因,他们自身的权威性受到了破坏。

  何祚庥:某媒体采访我时,用剪接的办法处理我的观点,严重歪曲了我的意见。比如我说过“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的话,不是指煤矿工人。但媒体在报道时,没有交代这句话的前因后果,使人误以为这句话是我针对煤矿工人而说。人们会认为说这句话的是个丧失起码同情心的人。

  李孝宽:我曾经看过一些报道,作为专家的同行说的某句话里存在明显的专业错误,外行看不出,但内行一看就知。后来知道是编辑记者由于不懂得专业知识给理解错了,但报道上写着某某专家,对专家的名誉是个损失。

  夏学銮:多数媒体比较客观,但我也有无奈的时候。比如有的媒体往往根据自己的预设,把媒体自己想要说的话生硬地加在我头上。

  还有一种情况最不能容忍,有个别记者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极差,根本不对我进行任何采访,就胡编乱造一些莫明其妙的术语以我的名义发表。今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两起。

  步平:本来报道抗战历史对公众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我遇到过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找到素材后对人名、数字、地点都不作采访核实,想当然地报道。这些报道反而被日本一些右翼势力所利用,破坏我们取证的权威性。

  专家建议

  科研成果出来以后如何被认知很重要

  在演艺明星越来越变换招数吸引公众“眼球”的今天,科学家是否也该向媒体“敞开大门”?喻国明教授认为,这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

  喻国明说,社会平稳发展时期,大多数学者会主要做自己本职的工作。但处于变化中的当代中国,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知识分子用理论作出相对深刻、严谨的解答。

  “科学家是否应该增加曝光度,不应该针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因为这个过程往往枯燥乏味。但科研成果出来后,如何通过媒介传播,让其更好地被社会认知,则是个重要的问题。”喻国明教授说。

  打消对媒体的顾虑双方都要做“功课”

  此外,喻教授强调,要打消科研人员对于媒体权威性的最大顾虑,媒体和科研人员都要努力。

  新闻工作者报道时要多做“功课”,而科研人员也要学会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表述。毕竟媒体是一座桥,通过它的有效连接,科学和公众才能更好地认识彼此。

  文并图/本报记者袁婷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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