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11日，全国科学与技术大会召开。这是继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之后，中国在21世纪首次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推进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做主题报告指出，中国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用15年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978年科学大会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95年科技大会确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而此次大会放在10年后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年伊始，昭示着中国高层治国思维的新变化，无疑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全国的研发投入总额已跃居世界第六位。按正常理解，中国也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科技大国和科技强国，但现实是，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中国制造”的高额利润大多被外国公司赚走。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中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中国拔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极度缺乏。而中国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23%，甚至低于有关法规规定的1.5%。在科研综合实力上也同时存在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规模大而效益低。在效益上甚至还赶不上韩国，韩国企业研究人员每千人注册的专利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将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是世界上最短的。
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这一切都要靠人才，人才靠培养，培养靠什么，根本上还是靠制度。因此，如何建立、维护、激励一个适合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尤其是如何将“创新制度”不断地创新才是解决这一瓶颈的根本出路。
中国并不缺乏人才基础和文化基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自主创新的大国，但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和成果呢？用经济学最简单的原理分析，创新对我国创新主体来说，在我国的长期成本相对于短期效益比较肯定过高，从而缺乏吸引力。为什么国外企业纷纷将他们的研发中心转设中国？同样道理，对他们而言，研发成本相对于国外更低，而收益更高。因此也就出现了，1980〜1990年代中国一流的大学为美国硅谷培养人才，而现在跨国公司到中国直接利用中国人才的局面。
美国硅谷和跨国公司为什么能够让中国的人才为他们产生巨大的研发效益？主要就是他们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主创新是第一竞争力，但我们什么时候真正把科研人员放在第一的位置？什么时候真正把创新放在核心的层面？口号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人力资源不可能在市场力量促动下配置到更合适更准确的地方。
在我国现阶段政府主导的现实背景下，创新制度的改革和推进，必须首先将行政部门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中的职能重新定位并尽快转变。国家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搭建鼓励创新的机制和平台，在基础研究领域，通过建构良好的科研院所体制，保障科研人员的学术自由；在技术开发领域，保护知识产权，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的明确定位本身就是“创新制度”首先要创新的内容。
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自于国家的政策创新；中国20多年赶超世界的高速发展，来自于国家主导下的全国各行各业的创新；深圳“一夜城”的神话来自于政府主导下方方面面的创新，来自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来自于创新制度的不断创新；浦东新区几乎等于再造了又一个上海，是政策创新；滨海新区从地方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是政策创新，而建设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本身又何尝不是最直接的创新！
行政创新、政府创新和政策创新应该也必须成为我国创新体系的主导力量，因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基础和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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