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君
日前，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表示，我国将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要逐步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努力建立大中城市带动农村、社会各界支持新农
村建设的参与机制。（《新华网》2月26日）
的确，打破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是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取消农业户口，解除计划经济体制赋予农民的身份限制。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改革现有户籍管理制度，不仅可以消除以往二元结构体制下对农民的身份歧视，更彻底解决了一些失地农民等边缘人口在落户问题上的后顾之忧。在过去一段时间，许多地方已就展开了诸如“农变居”之类的户籍改革，但其“象征性”却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关键是没有与户籍改革相配套的政策出台，故而农民甩掉的仅仅是一个身份符号而已。
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是解决一些城乡边缘人口久拖未决的落户难题或制度瓶颈的必经之路。完善到位的户籍改革不仅可以冲破以往“二元”体制下存在的各种因户籍而形成的壁垒，而且有助于推进时下的城镇化进程，加快了城市化建设步伐，更从制度上消除了因“二元”结构存在而对农民形成的社会歧视，从而降低农民工的“进城门槛”，为逐渐缩小城乡差别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因户籍改革触动的仅仅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表层问题，故因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积攒下的诸多实质性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而由户籍改革而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为今后政府部门如何运作带来诸多新问题甚至是新挑战。所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建立起大中城市带动农村、社会各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参与机制，将是迎接户籍改革后各项新挑战的配套政策和应对举措。
当然，就眼下而言，即便取消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也并不意味着解放农民的改革已取得了多大实质性进展，而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动作而已。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只是撤掉了计划经济的人为樊篱，要彻底解放农民，还有赖于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配套改革。但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意义也极为明显，它首先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更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同时也必将促使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的尽快启动，为新农村建设营造更为宽松的体制环境，最终达到城乡共同进步的和谐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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