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态隐忧：“第二国防”如何防

　　尽管中国暴露的金融风险甚至已让国外担心，但潜在的风险或许更不容忽视，而这些风险的根源大多与中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关。如果不及时遏止对金融生态的破坏而继续恶化，这或许才是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

　　威胁中国金融生态的十大“污染源”

　　污染源1

　　行政干预——80%不良资产的“金融垃圾制造者”

　　污染源2

　　产权不清——金融业成为“第二财政”，同样染上“国企病”

　　污染源3

　　不健全的司法——金融生态安全缺乏强制性的制度保证

　　污染源4

　　信用成本高昂——动摇“金融基石”

　　污染源5

　　不统一的市场——“诸侯经济”使“金不融通”

　　污染源6

　　经济的高速与低效矛盾——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保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污染源7

　　企业风险——“企业之皮不存，金融之毛焉附”

　　污染源8

　　自调机制不调——金融自净功能弱化

　　污染源9

　　不保险的社保——金融成了“保底”的存款机

　　污染源10

　　盲目对外资开放——引“狼”入室与“鲶鱼效应”的困惑

　　拉美经济的金融生态之痛

　　WTO:改善中国金融生态的“药引”

　　威胁中国金融生态的10大“污染源”

　　金融生态正如自然生态一样，一旦受到污染而恶化或者破坏，金融风险无疑将会放大，从而影响到金融这一被称为“经济国防”的安全。

　　★文/《小康》记者马自达

　　从20世纪末开始，金融腐败及其治理问题连续数年成为全国“两会”提案的首选焦点。而金融风险甚至被提升到与国防战略同样的高度即所谓“经济国防”而加以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金融腐败和金融风险等金融问题与其说是源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本身，不如说是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的诱发，正如人体的疾病一样，当然与自身的健康有关，但自然生存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不能不说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2005年，“金融生态”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点击频率最高的词汇。最早引入并极力倡导这一概念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金融生态”这个比喻，能形象地表述中国金融风险复杂的形成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刘煜辉鲜明地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而且极具实践性的”“中国的特殊命题”。

　　那么，在当前的中国，已经、正在和可能给我们的金融生态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它们的危害程度究竟是怎样的呢？防范的关键对策又该是什么呢？

　　污染源1： 行政干预——80%不良资产的“金融垃圾制造者”

　　危害程度：根据央行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由于直接或间接行政干预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要占到不良贷款总额的8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占总额的20%。

　　污染机理：在我国，因为司法与行政的未分离，司法要受行政领导，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行政主导的国家，目前仍处于一个“强政治弱经济大政府小社会”的阶段，经济也就表现出鲜明的政府主导型和政策主导型特点，由此，金融也表现出了政府主导性和政策主导性。我们说中国的“股市”为政策市就是这个意思。处于潜规则中的行政命令式贷款和人情贷款难以避免。

　　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强政府”容易形成权力的资本化，以及经济发展对过强的政府管制的依赖，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由于政府行为渗透至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易导致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异。“红帽子”企业以及官商勾结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症状。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动、主要依靠政策规范和法令来展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中，政府尽管从一开始就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减政放权”、“松绑让利”、“转变政府职能”，但在很长时期内，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并没有显著减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拨改贷”中，政府把固定资产投资的任务从财政交给了银行，但由于银行改革没有到位，各级政府实际上对银行信贷发放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地方的做法是，由领导班子“办公会议”决定项目，要银行给予支持。

　　净化方案：政府职能转型迫在眉睫

　　政府转型大势所趋，如何转变成一个完全服务型的政府，能和市场经济要求高度结合的政府，是改善地区金融生态之关键。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看政府有没有退出对金融的直接干预，有没有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而且在退出以后，政府在工作范围和方式上有没有改变，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金融和企业创造发展环境。

　　污染源2： 产权不清——金融业成为“第二财政”，同样染上“国企病”

　　危害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高达70%以上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徐诺金将此甚至列在了“最突出的金融生态问题主要表现”第一位，认为“金融产权的制度性缺陷，阻碍和扭曲了有生命力的金融主体的健康成长”。

　　污染机理：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产权的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首要条件。完整的产权制度是一组包括责任成本的权利，在各经济主体之间要明确界定这种责任与权利，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产权制度，要建立在私有产权首先得到明确界定和保护的基础之上。

　　但我国目前金融产权制度的现实，更多地强调了产权的“权”和“利”，而没有强调随“权利”而来的“责”和“本”。由于这种对产权的片面应用，导致在处理金融机构的风险时，所有处置成本基本上都由中央银行和政府承担。因为我们的全部产权还是一种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金融，其他产权主体对金融的介入尚未做出明确的基本法律规定和保护，因而出现实际工作中许多金融机构名为股份制或集体所有，实为私人所有，但又不承担控制责任的现象。

　　净化方案：明确股东的核心地位

　　以完善金融产权制度为中心，突出股东在金融生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要加快金融产权的多元化进程，允许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实现金融主体成分的多元化。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产权主体控制金融，都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负责，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经营失败成本转嫁，即真正实现金融产权的完整化。在有关金融机构的股本构成及法人治理结构的安排上必须以股东为核心，避免由内部人控制，同时约束经营管理层以风险控制为天职，以失职追究问责制度为重点，从而减少道德风险与败德行为。

　　污染源3：不健全的司法——金融生态安全缺乏强制性的制度保证

　　危害程度：金融企业和一般工商企业一样，也存在着经营失败需要通过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的问题。由于缺乏有关这方面的法规，实践中对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迟迟得不到有效的处置，造成金融风险越来越大，金融生态严重恶化。

　　污染机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特征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体现的，因此，有专家认为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因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样金融生态的培植和维护最后还要靠法制。目前有关法律尤其是对金融债权保护不够。现行的刑法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提供虚假信息而进行的金融诈骗，确定为刑事犯罪；而对于在我国企业的信贷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虽然不以据为己有为目的、但却通过向银行提供虚假信息而获得贷款的行为，并未规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而这类欺诈行为是产生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

　　净化方案：金融机构退出和存款保险法急需建立

　　完善金融法律环境，是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的根本所在和金融生态好转的核心条件之一。完善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地保护金融主体产权，有效遏制恶意信用欺诈和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发生。从法律制度来看，核心问题是缺乏有关金融机构的破产法规。特别是要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加快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退出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尽快建立起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调节机制。为此，必须尽快完善与银行债权保护密切相关的《破产法》和《担保法》，同时出台一部有利于保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利益，督促金融机构更稳健经营，有效引导金融资源高效配置、良性循环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同时建立一个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存款保险制度。在这方面，美国于1991年修改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良法》值得借鉴。

　　污染源4：信用成本高昂——动摇“金融基石”

　　危害程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在产品服务市场上，有50%的合同得不到执行，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还有假冒伪劣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种费用约3000亿元。在企业信用方面，我国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高达5%以上(发达国家仅为0.25%〜0.5%)，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据专家测算分析和保守的判断，中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

　　我国网上银行仅比世界首家网上银行开设仅晚1年，但实际发展情况据世界银行估计，2005年，我国网上银行业务量占银行业务量比重达20%左右，而美国达50%。该差距的最大原因是我国网络银行服务的互信程度和信用指数偏低。在信贷市场上，银行惜贷情况比较严重，企业借贷大多是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真正的信用贷款率和贷款量偏低，严重影响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

　　污染机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金融的基础与核心，虚拟的金融是因为真实的信用而发生作用，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一个国家的信用环境越好，信用机会就越多，信用成本也就越低，国民经济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较少的投入、较高的产出、较好的质量向前发展。

　　反之，任何一个社会成员(自然人和社会法人)如果不讲信用，或者为失信不必支付相应代价或只须支付很小代价时，信用“癌细胞”就会扩散。“假冒伪劣”的商品和“坑蒙拐骗”的行为泛滥，导致信用成本越高，交易成本就越高，金融的融通功能和市场的流通能力就越弱，经济发展也就越迟滞，金融生态环境也就越差。诚信环境的恶化是造成我国金融供给不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难，不良资产居高不下，金融生态污染的重要原因。

　　净化方案：征信体系亟需健全通行

　　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信用中介机构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公众甚至机构投资者的信用信息还得不到有效的归集和准确的评估，更谈不上将此作为采信依据。信用金融企业无法根据客户的真实信用状况做出准确的经营决策，失信惩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为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首先必须完成产权革命，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其次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增降级的奖惩机制。在技术层面，重点加强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系统建设，并尽快实现金融机构间全国联网运行。

　　污染源5:不统一的市场——“诸侯经济”使“金不融通”

　　危害程度：我国形成了一个个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地方政府经济圈”。大量的多层次的“地方政府经济圈”各自独立运行，造成全国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阻，市场机制在更大的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失效，造成大量的显性和隐性经济损失。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市场形成最主要的障碍。国内市场的统一，甚至比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更迫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指出, 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个大问题。这其实就是针对我国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导致区域和条块分割，出现了所谓的“诸侯经济”而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近40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2/3的企业认为地方保护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影响。

　　污染机理：市场经济必须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运行，否则就会提升交易成本，从而影响到经济的正常发展。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顽固”的四大根本缺陷在于:现行财税制度、干部制度、司法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的缺陷。政府高度行政性集权，政企不分，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和行政监督，行政国家而不是法治政府，是中国经济行政性分割的核心原因。地方政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本地市场实行保护政策，使生产要素尤其是资金、人才和劳动力市场难以自由流动。“诸侯经济”形成的各地区经济、金融、社会、法治以及其他制度环境差异，正是影响银行贷款质量乃至金融体系稳定的关键系统性因素。

　　净化方案：推进政府治道变革

　　首先要注意货币市场、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等整个金融市场体系本身的协调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解决中国经济行政性分割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自身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的治道变革，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在制度上确立政治集权、行政分权、司法当地化和全国化结合的体制，并利用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横向的立法和司法监督，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消除行政监督和行政推动错位的消极效应。

　　污染源6:经济的高速与低效矛盾——落后经济增长方式难保金融可持续发展

　　危害程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认为，经济环境是最重要的金融生态之一。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会对金融业稳健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甚至诱发金融风险。金融与经济发展缺乏协调性，与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性不对称；金融内部发展严重不均衡；一再强调发展农业，农村金融资源却存在枯竭的危险等等，导致中国金融生态非常脆弱。

　　污染机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五次通货膨胀和一次通货紧缩的传导模式十分相似：固定资产投资盲目扩大→带动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继而带动上、中、下游价格上涨。一旦过度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实际需求，产品销不出去，企业资金链就会断裂，银行贷款就会形成不良贷款。特别是一旦形成通货紧缩，原本正常的经济活动也受到巨大影响，会形成更大范围的银行不良资产。事实证明，这几次较大的经济波动，都对我国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非自然演进、非均衡性与信用缺失特征，使得中国除了存在一般国家普遍存在的风险外，还存在具有很强经济外部性的金融生态失调可能引发的风险。

　　净化方案：增强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经济决定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改善金融生态的重要前提。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币值稳定，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止大起大落。正是因为中国金融业无法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轨迹逻辑演进，因此，政府立足战略高度，服从市场要求，自觉地拾遗补缺，促进金融生态的尽快复位，显得尤为必要。

　　污染源7:企业风险——“企业之皮不存，金融之毛焉附”

　　危害程度：目前，我国企业80%以上的融资来自银行贷款，对银行的依赖性大，企业风险对银行风险构成了显著影响。而股市的核心市场主体正是上市公司，我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业绩不佳的现实，正是造成股市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

　　污染机理：金融生态良好的核心特征即是企业与金融主体间能够顺畅地进行资金交流。而其关键决定因素在于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公司质量也就成为影响金融生态的重要因素。作为与金融业唇齿相依关系的企业，企业对金融的依赖性越大，企业风险对银行风险影响也就越大。而从资本市场看，企业的经营管理影响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目前，股市的疲软状况说明，我国的上市公司制度存在缺陷。企业的经营利润、治理结构和尤其是包括诚信的企业文化等都直接影响着我国金融业的生态环境。

　　净化方案：建立新型银企关系

　　要深化改革，特别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成功与否应最终以效益说话，改善银、政、企关系。银企之间应建立平等、互利、互信的新型关系，尤其是企业信息披露和信用记录要与相关金融机构建立日常的交流机制，使金融机构对企业风险有一个及时的掌控。

　　污染源8:自调机制不调——金融自净功能弱化

　　危害程度：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不足，以及金融业免疫力低下甚或丧失，使金融生态的自净功能减弱或退化。

　　污染机理：金融生态体系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调节极限的体系。利率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及其结构走势；破产、兼并可以调节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并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推动新的金融组织、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创新，催生新的金融物种；行业自律组织也是金融生态中最重要的自调机制，有助于防止生态竞争中的盲目行为和恶性倾向，增强金融生态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但外力的影响一旦超越了其自调机制，或完全取代了其自调机制，金融生态就会失去平衡。对金融业的保护和管制措施，极大地削弱了竞争机制对金融机构功能作用的强化和创新推动。只发“出生证”，不发“死亡证”的国家信用担保机制极大地破坏了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规则。经营不善的乃至失败到严重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无法及时退出金融市场，恶化了金融生态体系，最终导致问题金融机构污染正常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体制是对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它能引导金融生态向着结构优化、功能增强、效率提高的方向发展。

　　净化方案：金融回归市场主体本位

　　增强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使之回归到市场主体本位，成为商业法则下自由法人；行业自律使之尽可能自己管好自己；上层监管也需更加科学合理，从而避免恶性传染。

　　污染源9：不保险的社保——金融成了“保底”的存款机

　　危害程度：中国人民银行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 这是在2005年一年内，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连续跨越的第三个万亿元大关。2005年1月，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5月份即突破13万亿元。居民储蓄快速增长高居不下，尽管与投资渠道不足或不畅有关，但根本上与我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堪忧有重大关系。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 中国人民银行不久前公布的一项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的储蓄意愿在继续增强，但居民储蓄大多属于“被动储蓄”。

　　污染机理：社会保障的健全程度是社会公平程度的体现。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能增强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建立新型的信任机制。社会保障因为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从而能够改善金融生态。但反过来，因为社会保障的不足导致大量的被动储蓄，就会使金融尤其是银行变成了为了自身生活保障低线的存款机。如果社会保障历史欠账太多，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债权追索难，不良资产回收率低，形成潜在金融风险。

　　净化方案：加强公共财政实施社会保障

　　应当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投资者保障制度和保险保障制度，以市场化方式保障存款人、投资者和投保人的权益，从而有效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尤其是要加强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比例，同时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

　　污染源10：盲目对外资开放——引“狼”入室与“鲶鱼效应”的困惑

　　危害程度：近来，外资争夺中国金融企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出售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在金融业竞卖股权、私募融资的同时，海外上市也成为时尚。发行人比拼的不是发行价格和市盈率，而是贱卖股份所带来的认购倍数。中国金融业的脆弱性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大量引进外资，而国内金融资源却存在严重的闲置。不加限制地对外资金融业开放或金融业盲目引进外资，意味着中国财富大量外流，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丢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污染机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现代世界中，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钱也买不来的。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谁有强大的金融产业，谁就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也就成为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国外资本(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影响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并最终影响中国的政治，威胁中国的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

　　净化方案：警惕引进外资变异成“金融卖国”

　　在现阶段，需要警惕并放弃一切旨在使中国经济殖民化、拉美化的理论和政策，需要全民特别是掌控大量经济资源的领导干部树立起经济主权意识。避免各级政府和部门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为名，通过鼓励外资参股控股金融企业的制度和规定，以出卖人民币资产的方式招商引资，尤其不能出售金融企业的股权，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人民币升值套利提供便利，应对此严格限制。

　　在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外资引进来战略和内资走出去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本土资金走出去比外资引进来难度大得多，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不平等、不对等的开放策略。中国的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起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

　　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我国金融业在生态主体、生态调节、生态环境这三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的金融生态是难以改善的，不良资产的单也是“埋”不完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资产的产生机制，真正建立起确实有效的防范不良资产的新机制，就不可能解决不良资产总量不断产生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进我国的金融生态状况。

　　因此，在制定我国金融风险管理战略时，不仅应强调加强金融部门的自身建设，同时更应强调改善那些作为金融部门服务对象，同时也构成其生存条件的各类非金融的环境。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资产质量的影响应该呈现显著下降态势。如果有一天我国也像发达国家一样，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本身不再产生如上述所说那么大影响和威胁，那么，我国统一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已经建成。也可以说，改善金融生态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未来我们必须建立起“生态金融”。

　　拉美经济的金融生态之痛

　　★文/苗伟平 姚忠福

　　二十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家经济开始发展。如巴西、墨西哥等连续30年保持6%〜7%的年均增长速度。到1980年时，人均GDP，墨西哥达1316美元，巴西1925美元，智利2057美元，阿根廷超过4000美元，各国大体上超过1000美元。但此后拉美一些主要国家先后爆发四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即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拉美经济增长长期乏力，20年间一直维持1%〜2%的低速增长，使贫困差距日益扩大，治安混乱，社会失衡，政局动荡，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拉美国家日益严峻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金融生态主体易位和金融生态调节机制丧失，使拉美经济承受了沉重的金融生态之痛。

　　新自由主义恶化金融生态环境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拉美国家纷纷实行经济改革，普遍推行私有化，降低进口关税，放开对利率、价格和汇率等方面的控制。阿根廷就是在私有化浪潮中，用几年时间把几代人挣下的国有资产几乎全部卖掉，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也转让给私人经营，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家可支配的资产微乎其微。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又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扩大出口、提供就业等方面没有做出应有的努力。更为糟糕的是，在教育、公共管理、金融体制改革和银行体系建设上过多依赖外部资本。从而使国家财政赤字增加，失业人口增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社会动荡。金融危机前，拉美国家的失业率甚至攀升到了30年来的最高点。可以说不成功经济改革和迅猛的私有化浪潮，是导致拉美国家金融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重要原因。

　　过度外债导致金融主权易位

　　美洲开发银行研究部首席顾问爱德华多·劳拉认为：“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拉美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果并非最初预料的那般美妙”。

　　尽管金融自由化能够促进储蓄和改善资金配置，对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金融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当谨慎把握，对改革的体系、时机、程度务必周密考虑。否则，金融自由化将对金融机构、银行监管部门和整个金融体系形成严峻挑战。因为，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银行过度的风险偏好会为不良信贷风险融资开启方便之门，并最终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出现。如果金融自由化与资本项目开放再同步进行，信贷扩张必然可以通过外资流入来筹措资金，或者由银行通过增加对国外的负债直接引入外资。结果，这种战略使该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流动性的冲击。

　　可以断言，金融资产过分外资化容易造成金融生态环境的不稳定。因为外国银行和外国投资者的特点是有福共享，有难不同当，见利趋之若鹜，一有风吹草动拔腿就跑。在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外国投资者一夜之间抽逃的资金就多达200多亿美元。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极大地削弱了拉美国家的金融实力，加大了金融危机程度。

　　我们可以发现，拉美金融风暴的多发区都是债台高筑、外债负担沉重的国家。巴西外债总额达2500亿美元，每年偿还到期外债和利息就需要470亿美元；阿根廷外债1423亿美元；只有230万人口的小国乌拉圭的外债总额也达到9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金融危机前，拉美国家的外债已接近8000亿美元。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不仅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国内投资，更重要的是使国外资本成为国家金融生态的主体，从而使国外资本左右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进而影响到金融形势的稳定。

　　调节机制缺失导致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奉行僵硬的货币局汇率制度。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因此，拉美国家货币币值长期被高估，从而打击了拉美国家的产品国际竞争力，弱化了拉美国家金融环境改善的机会。

　　同时，由于拉美国家长期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造成其法律制度一直处于飘摇之中，影响了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完善。

　　另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对原有企业制度和市场体系进行快速改革之后，未能及时建立新型、完善的企业制度和市场体系，危害了金融生态调节功能的发挥效用。

　　而在拉美金融危机中，由于美国政府在处理拉美事务中的政治图谋，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强制要求和苛刻态度，使其经济调整政策对拉美国家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造成了更大伤害，在某种意义上加重了拉美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曾提出批评认为，IMF提出的政策对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状况是错误的。

　　经过十几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拉丁美洲跌跌撞撞地退回到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状态，倍尝金融生态之痛。拉美经济若想早日走出这一“经济阵痛漩涡”，必须正确确立本国的金融生态主体，完善金融生态调节机制，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从而化解长期以来的金融生态之痛。

　　WTO:改善中国金融生态的“药引”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结构金融室副主任刘煜辉

　　★采写/《小康》见习记者彭晶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将按照加入WTO规则，兑现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那么，全面开放金融业后，对中国的金融生态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而我们又将如何面对？

　　《小康》：金融业的开放，对我国金融生态会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

　　刘煜辉：WTO开放之后，外资银行包括外资机构将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同国内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在银行技术、管理理念、风险意识等一系列的软、硬设施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国外的金融机构采取的是完全市场化的操作，不受行政命令的干预和羁绊，不受我国广泛存在的不良金融生态的影响，可以按照自己的产业化的方式来运作，因此效率较高，竞争力更强。他们提供的服务会更多地以客户为中心，更容易赢得客户。而我们国有垄断的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我国银行自身的改革和金融生态、体制环境跟不上的话，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等，就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小康》：那么，有利的影响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刘煜辉：是的，有利与不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外资金融企业带来挑战和考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鞭策。如果我们的金融生态不能为国内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跟不上国际局势，那么，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将逐步丧失。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的金融生态必须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WTO是中国金融生态的一味“药引”，它的到来刺激了改革的进度。

　　我国原有的银行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是被政府垄断了的产业，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无法摆脱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金融业的问题，不仅是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问题，更大的是国家内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金融业生态，取决于整个金融业的体制环境。现在，WTO 的过度期即将结束，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显得越来越迫切。而这种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无法一蹴而就。这样，金融环境改善的长期性和入世的迫切性就构成了一对矛盾。

　　《小康》：针对这种影响，怎样才能减少不利的一面，发挥出更多有利的一面，也就是说应该如何应对或化解这种矛盾？

　　刘煜辉：为了使中国金融业在WTO开放后少交“学费”，政府长期以来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例如，进行体制改革，让政府职能转型，改变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政府减少乃至退出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中国的金融生态面临一个主动改革还是被动改革的问题。主动改革就需要从整个经济运行的制度体制方面入手进行改革，而不局限于银行内部的风险、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为国内金融业尽可能地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国内金融业的效率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才能从容面对国际金融业的挑战。即使我们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科学的经营理念，这些良好的企业文化也必须要在一定的体制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改善金融生态的工作开始得越早，进行得越快，那么我们在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时，国内银行业经受的冲击就越小，付出的代价就越少。同时，我们从引进外资中所获得的正面效益就越明显。反之，如果国内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继续滞后，或是在推进中受到阻碍，那么外资的进入就意味着威胁大于机遇。

　　党中央和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提出了

　　相关专题：《求是》-《小康》杂志